从宗教意义上说，笛卡尔到黑格尔、黑格尔到尼采的后基督教哲学是一种独特的模棱现象（Zweideutigkeit）：后基督教哲学思考的立足点是基督教传统，但正因为如此，这种哲学又希望以纯粹哲学的方式奠定基督教信仰。只要把基督教信仰同希腊、前基督教哲学加以对比，这种模棱性就一目了然。
使徒保罗把知识作为这个世界（dieseWelt）的智慧，同真正的信仰智慧区分开来；与后者相比，世界的智慧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愚拙罢了。奥古斯丁进一步考察了这种《新约》思想，也就是超世界的信仰优先于世俗知识；假如说对上帝的哲学认识构成了自然神学，启示的信仰构成超自然的神学，奥古斯丁就是把对上帝的哲学知识变成了启示的信仰。但从此之后，哲学家不再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面对一种神话神学和政治神学，而是面对一种信仰神学；这种信仰神学也不再像希腊“信念”的“信以为真”那样，同作为“真知”的真正知识相对立。相反，信念和真知，都有别于作为信仰的基督教信仰。正因为如此，在不信（Unglaube）或无神论的概念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区分。希腊哲学绝少有不信神的，同样，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也绝少不在基督教传统的范围内。但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因为他崇拜的不是城邦之神，费希特犯了无神论之罪，因为如同之前的康德和之后的黑格尔和谢林，费希特也从哲学解释教会的启示信仰。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以及谢林的《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都使信仰成为多余。在同城邦权威的冲突中，犯不敬神之罪的古代哲学家屈服了，因为城邦同时也是一种宗教体制；在与教会权威的冲突中，犯无神论之罪的后基督教哲学家也屈服了，因为教会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就后基督教哲学同信与不信的关系而言，哲学与教会启示的分歧，说得普遍些，知识与信仰的分歧，产生了一种根本的模棱性。这一模棱性的历史开始于笛卡尔非信仰的上帝证明，中经康德的“理性信仰”，最终达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斯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鲁格和马克思在19世纪对基督教信仰的哲学批判，都开始于黑格尔并且完成于尼采。基督教信仰的哲学批判因为是新教事件（Ereignis），从而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德意志事件，无论就哲学批判方面，还是就宗教方面，概莫能外。那些（基督教的）哲学批判者都是受过神学教育的新教徒，他们对基督教的批判都以基督教的新教形式为前提。批判（也就是区分）要么着眼于（哲学与信仰的）结合，要么着眼于分离。就基督教的哲学批判的后一层面而言，这两种有关批判性区分的形式可能性同样突出了哲学与宗教的具体关系。结合和分离的两种结果体现在黑格尔的哲学神学（尤其是他的基督教宗教哲学）中，也体现在尼采的敌基督教世界观中。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敌基督教的登山训众，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魂”应该折射了“世界”的总体形象。同样的模棱性也显示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信仰”中，显示在海德格尔“思之虔诚”的言说中。根据这一言说，存在的真理是一个存在敞开与遮蔽的历史，而存在本身，这一“绝对的超越”，就是一位向人召唤的隐匿之神。后基督教哲学的模棱性意味着，这种哲学既是基督教性的，又是无神论的。一切后基督教哲学的模棱性都清楚地显示在笛卡尔、黑格尔和尼采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