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之“你”本质上不可变成为“它”；因为它本质上不可被置于测度与限定之中，甚至不可被不可测度所测度，被不可限定所限定；因为它本质上不可被理解为一串属性，甚至不可被理解为提到先验高度的一串属性；因为它既不见诸世界之中也不见诸世界之外；因为它不可被经验，不可被思想；因为我们若说“我笃信他存在”，我们就背离了“他”背离了那亘古存在的“你”——纵然说“他”仍是一个譬喻，而“你”却不然。
然而由于我们的本性，我们不断把永恒之“你”降低为“它”，降为某物，把上帝物化。这并非任意所为。上帝的物化贯穿宗教及其外围形式的全过程，贯穿宗教兴衰的全过程，贯穿宗教或提升或毁灭人生的全过程。上帝的历史，作为一个物，作为现时的蜕变、形式上的创制，作为对象化、概念化以及消解与复兴的历史，皆是一个过程，即以上所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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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莅临人，目的并不在于让人从今往后能渴慕他，而是为了让人能够确信他在世界上活动的意义。一切启示皆是召唤，皆是天职。但人不去实现启示，反而一次次转向启示者：他渴慕上帝而不眷顾世界。他既已转向，就不再与“你”相遇；他只能把神圣的“它”置于物的领域，相信自己像熟悉“它”一样熟悉上帝并谈论他。自大狂不是直接生活在某种感觉或心绪中，而是去思索那进行感觉或情感的我，从而丧失那感觉与情感过程的真实；宗教狂（与自大狂具有完全相同的心态）不是去弘扬上帝的赐予，却去思索赐予者，结果当然两头都落空。
当你受命远出时，上帝依然与你同在；凡传播他的教义者，上帝永远莅临他：信仰越虔诚，这莅临越强烈持久。诚然，他不能渴慕上帝，却与上帝息息相通。反过来，追求思索却把上帝变成一个对象。它表面上似乎是回溯本原，实则却流入背离上帝的世俗潮流；而履行天职者表面上虽然似乎远离上帝，实则融会进举世奔向上帝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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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问：永恒之“你”如何可能同时兼具唯一性与包容性？在人与上帝的“我—你”关系中，要求我们绝对地、一心不乱地皈依上帝，可是，此人的这种关系如何可能容摄其他所有的“我—你”关系并将它们导向上帝？
请注意，这问题并不关乎上帝，而是关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但为了能回答问题，我不得不谈及上帝。正如上帝的存在是超越矛盾的一样，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超越矛盾之上。
当然，我们要说的只是与人同处关系中的上帝。但即使这种说法也只能说是自相矛盾的；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自相矛盾的意义上使用一个概念；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把概念的固有意义同与为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内容相左的附加意义自相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矛盾必定为这样一种洞见，而且只能为这样一种洞见所消退：此概念对这对象作必要的指称，可以认为是正当的。概念的内容经历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化和扩展，但同样真实的是，为信仰的现实所驱使，我们把每一个从内在性中取出来的概念，关涉超验地使用。
虽然像埃克哈特这样的神秘主义者有时把“上帝”与“存在”相提并论，我认为“上帝”并非是某种抽象原理；虽然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时常把“上帝”与“理念”混为一谈，我并不认为“上帝”是一种理念。对于同我一样的人来说，把上帝指称为一种人格是必要的；不管上帝还可能是什么，通过创造、启示和拯救的活动，上帝与我们人建立了直接无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得以进入与他的直接关系。我们存在的这种基础和意义每一次都确立一种只有在人际间才能获得的相关性。人格性这个概念当然不能完全描述上帝的本质；但我们可以也必须说：上帝也是一个人格。如果把我的想法在此转化为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语言，那么我应该说，在上帝无限多样的属性中，我们人所知道的并非斯宾诺莎所说的东西，而是有三种：首先是精神性，是我们所谓精神东西的源泉；其次是自然性，由我们所熟知的自然界所展现；第三种属性就是人格性。我自己的和一切人的人格皆导源于这最后一种属性，恰如我自己的和一切人的精神存在和自然存在皆导源于前两种属性。只有这第三种属性，即人格性，才能说因其特性而为我们直接知悉为一种属性。
但若按照人格这一概念的通常含义，这里便出现了矛盾。人格被界定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它”又以与其他众多独立个体相互依存为前提；这当然不能适用于上帝。为对付这个矛盾，便自相矛盾地把上帝指称为绝对人格，即不可处于相对关系中的人格。上帝作为绝对人格而进入与我们的直接关系。矛盾必须在这更高深的洞见下隐退。
现在我们可以说，上帝把其绝对性带入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皈依上帝者无须舍弃其他的“我—你”关系，便可完全合法地将这全部“我—你”关系带到上帝面前，让它们在“上帝的荣光”中超凡入圣。
人们当倍加小心，勿将这种与上帝的对话（即本书和以后其他著作中所讨论的对话）理解为脱离或超乎日常人生的东西。上帝对人的昭示贯穿于我们人生和周围世界的一切事件之中，贯穿于传记和历史的记载之中，并把这一切变为对你我的指点和要求。通过这种人格化的诺言，事事境境皆能向人作出昭示：汝必恪守不渝，贞固其心。我们对此却闭目塞听，置若罔闻。
我们无法证明上帝与人相互关系的存在，正如我们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一样。倘若有谁敢于谈及这一问题，他得提出证据，并让与其对话者也拿出证据——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证据。
（王雷泉 译 陈涯倩 校）
[1] 选自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