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勇气的最终源泉是“上帝之上的上帝”，这是我们要求超越有神论而达到的结果。只有有神论的上帝被超越了，对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才会转变为存在的勇气。上帝之上的上帝，是一切神秘主义渴望的对象，但要达到这个上帝，神秘主义也必须被超越。神秘主义没有认真对待具体世界和对具体事物的怀疑，它直接追问存在和意义的基础，而把拥有有限价值和意义的具体世界抛在脑后，因此，它没有解决无意义的问题。从目前的宗教状况看，这意味着东方神秘主义无法解决西方存在主义面对的问题，虽然许多人作了这样的尝试。那个比有神论上帝更高的上帝，并没有贬低那些已被怀疑抛入无意义的深渊中去的意义，而是对它们进行潜在的恢复。尽管如此，绝对信仰仍同意神秘主义所包含的信仰，它们都超越了有神论中已经客体化为一种存在物的上帝；在神秘主义那里，这个上帝并不比任何有限存在物更真实；在存在的勇气那里，这个上帝同其他一切价值和意义一道，消失在无意义的深渊之中。
有神论上帝之上的上帝是在场的，虽然它隐藏着，隐藏在每一次神—人相遇之中。建立在《圣经》上的宗教，还有新教神学，都意识到这种相遇的悖论性质。它们意识到，如果上帝与人相遇，上帝就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因此他超出了有神论硬将他塞入其中的那个格式。它们意识到，上帝的位格主义和上帝的超位格的在场是平衡的；它们意识到，神宥之能被接受，只因为接受的力量在人身上起作用——或用《圣经》的话说——只因为神恩的力量在人身上起作用。它们意识到每一次祷告的悖论性质：对某个不是“某人”，因而你无法对之讲话的人讲话；对一个在你请求之前就决定给不给，因而你不能向他要求任何事情的人提出请求；对一个与“我”亲密无间，因而比“我”与自己更近的人说“你”。这些悖论中的每一个，都驱使宗教意识超越有神论的上帝，走向上帝之上的上帝。
存在的勇气根植于对上帝之上的上帝的经验，它把作为一个部分而去存在的勇气和作为我自身而去存在的勇气统一了起来，并超越二者。它没有因参与而丧失自身，也没有因个体化而丧失其所在的世界。对有神论的上帝之上的上帝的接受，使我们成为那并非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整体之基础中的存在的一分子。因此，我们的自我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丧失，这个整体使自我湮没于一个有限群体的生活中。如果自我参与到存在本身的力量中去，那么它就找回了自己，因为存在之力量通过诸个体之力量起作用，存在不会像有限的整体、集体主义和遵从主义那样把这些自我吞没掉。正因为如此，那些信仰存在本身的力量、信仰超越于各宗教的上帝之上的上帝的教会，才会宣称自己是存在之勇气的中介者。一个以有神论的上帝的权威为基础的教会，就不能作如此的宣称，它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演化为一个集体主义的或准集体主义的体系。
但是，如果按照超越有神论的上帝之上的上帝带来的福音，按照对该上帝的虔敬来牧养教会，而又不牺牲它的具体符号，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勇气的中介者，是把怀疑和无意义纳入自身中去的勇气的中介，是高举十字架的教会——唯有它能这样做。这种教会赞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这受难者在被那给予信心的上帝抛入了怀疑和无意义的深渊中去之后，仍呼喊着上帝——这上帝仍是他的上帝。作为这样的教会的一分子，人们即得到了一种存在的勇气；在这种勇气中，人们不仅没有丧失自我，而且还得到了世界。
绝对信仰，或被上帝之上的上帝掌管着的存在状态，并不是与别的精神状态并列的状态；它决不是某种独立、确定的东西，某种可以孤立起来进行描述的事件。它始终是在其他诸精神状态之中的、伴随着它们的、在它们底下活动着的一种运动；它是人的各种可能性的临界状态，它就是那个边界。因此，它既是绝望的勇气，又是贯穿于和高于每一种勇气的勇气。它不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不具有言辞和概念的安全，不是没有名字、教会、崇拜对象和神学，但它却在所有这些东西的深层之中活动着。它是存在的力量，所有这些东西都参与着这种力量，甚至成为这种力量的片断表现。
传统符号曾经帮助人们忍受命运的无常和死亡之恐怖，当这些符号失去力量的时候，人们就能在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中意识到绝对信仰。当“天意”已成为迷信、“不朽”已成为某种想象的东西时，尽管人们经历了对混乱世界和有限存在的经验，但是那些符号后面的力量仍然在场，仍能创造存在的勇气。斯多噶的勇气回来了，但它已经不是对宇宙理性的信仰；斯多噶的勇气回来了，那是对存在说“是”的绝对信仰，因为它看到，没有任何具体事物可以征服命运和死亡中的非存在。
传统符号曾经帮助人们抵抗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当这些传统符号失去力量的时候，人就能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意识到有神论的上帝之上的上帝。当“上帝的审判”被解释为心理情结、神宥被解释为“父亲形象”的残余时，尽管人们经历过所是与应是之间无限断裂的经验，但是那些符号后面的力量仍然在场，仍能创造存在的勇气。路德式的勇气回来了，但它已经不是对一个审判着的和宽恕着的上帝的信念。路德式的勇气回来了，那是对存在说“是”的绝对信仰，尽管它并无征服罪恶的特殊力量。把无意义带来的焦虑承担起来的勇气，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在此边界之外，仅有非存在；在此边界之内，一切形式的勇气都重建于在有神论的上帝之上的上帝的力量中。存在的勇气根植于上帝，上帝始终出现在人们怀疑、焦虑、以为上帝遁形的时候。
（王德峰 译 朱晓红 校）
[1] 选自胡景钟、张庆熊主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