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非有神论者是否也能使用“适当地发挥作用”这一概念呢？适当地发挥作用这个观念与“设计、制造”这些观念密切相关，只有当人们相信，人类是由上帝设计的，他们才能以我所建议的那种方式，使用这个概念，是不是这样呢？这个问题我将留在以后讨论；这里我只谈这么多。我认为，适当地发挥作用这一概念，从无神论角度看，问题更多。问题更多，但决非毫无希望。例如，有匹马生病了，不管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不是都能发现，它有某种病理表现吗？一只受了伤的鸟，一个翅膀不能适当地发挥作用了，这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到的吗？适当地发挥作用以及相关的概念（如疾病、功能障碍、失常、功能失常等），都是一些所有的人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人具有和使用的概念。如果说这个概念从无神论角度看，实际上是完全不可理解或不可接受的，那么，这里就隐藏着一种有力的有神论证明：有的人接受和使用适当地发挥作用这一概念的倾向，要比他们拒绝有神论的倾向更加强烈，对所有这些人来说，适当地发挥作用这一概念是有吸引力的。
2.齐硕姆认为，履行认识义务对实证认识的意义关系重大；实际上，他是从是否有利于认识义务的完成这一角度，来分析、解释实证认识的意义的。我以实际上形成和维持某一信念的那种方式，来形成和维持这种信念，只有当我适当地履行了认识义务，这种信念对我来说才能具有实证认识的意义；我们是否至少可以接受他的这种观点呢？这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认识义务“的确存在”，这是对真理的义务，是我们这些具有认识能力的存在者所肩负的义务；但问题是，我认识某一命题的必要条件是否如下：在产生某种信念的过程中，我决不能违背或蔑视那些义务。我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实证认识的意义是否包含这种东西。看来，即使在产生和维持某一信念的过程中，我没有尽到某种理性义务，这种信念仍然可能成为知识。假如我心怀忌妒，老是把你想得最坏。我知道，这种心理失常对我没有好处，应该加以克服，可是，我没有作任何改正错误的努力，还心怀恶意，洋洋自得。我很少听到别人说你的坏话；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要不是我心怀恶意，我本来是不会正确地理解他的话的（他说，别人认为，你的思维深刻而严谨；因为我不怀好意，所以，我真的听见他说，你思维能力低下，缺乏深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产生这种信念时，也许没有履行我的认识义务；我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努力克服对你形成恶毒信念的倾向，正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我才能形成这样一种信念。然而，对我来说，这种信念似乎确实具有实证认识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