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在于，你的认识能力和你所处的环境没有很好地协调一致起来。问题并不在于你的认识能力；它们一切正常。问题在于环境。与此相似，你的汽车也许毫无问题，虽然它在派克山顶不能正常行驶，也不能在水下或月亮上正常行驶。因此，我们必须给实证认识的意义增加另外一种因素：你的认识能力必须功能正常，周围环境也必须适合于你的全部认识能力的某些部分（或许在以上所说的那个星球上，还有生命存在，他们与人类非常相似，但是，他们的认识能力与我们的认识能力不同，就是说，主星上的大象对他们来说，不是不可见的）。
人们很可能以为，实证认识的意义“不过是说”，要适当地发挥作用（在适当的环境中）；如果他们的认识能力在适合他们认识工具的环境中适当地发挥作用（在产生和维持这种信念的过程中），那么，他们就有理由相信那种信念：人们的认识能力发挥得越好，实证的认识就越有意义。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在产生和维持某种信念的过程中，我的认识能力发挥了适当作用（在适当的条件下），但是，就实证认识的意义而言，这种信念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不也是可能的吗？比如说，这里有两种信念，只要产生它们的那些认识能力，在同样适当的环境中，同样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就产生方式而言，它们是相同的”（因为没有更好的称呼）。我的两种信念就产生方式而言是相同的，但是，就实证认识的意义而言，其中的一个却比另外一个更有意义——其程度甚至高出很多，这种情况不是可能的吗？显然，这是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很可能认为，事实正是如此。就实证认识意义而言，假言推理对我来说就比记忆信念更有意义；记忆信念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记得，四十年前，我有一支16毫米口径的二手猎枪，还有一辆装有低压大轮胎的红色自行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我的认识能力在适当环境中适当地发挥作用的结果。尽管认识论证明和适当地产生出来二者具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功能性关系：这样，我们就不能把实证认识的意义简单地看成是一种产生出来的信念，是认识能力在适当环境中适当地发挥作用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正面回答什么是实证认识的意义这一问题；这只青蛙还在那个大杯子里痛苦地朝上咧着嘴。
幸运的是，答案并不复杂。对我来说，就实证认识的意义而言，不仅第一种信念，即对“假言推理”的相应条件的信念，比第二种信念更有意义；而且，我对它相信的程度，也比对第二种信念坚定得多。它看上去显然更加真实；我接受这种主张的倾向或动力，要比接受那种主张的倾向或动力强烈得多。如果我的认识能力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相信某一主张的冲动，其程度是和对实证认识意义的相信程度成正比的——或者说，如果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那么，实证认识的意义和这种冲动也会保持一种适当的功能性关系。所以，当我的认识能力适当地发挥作用时，某种信念就会具有实证认识的意义，我就会发现，我是倾向于接受这种信念的；而这（还是要说，如果我的认识能力适当地发挥作用，我不会干涉或干预它）将是我“实际上”接受这种信念时所达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