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观之，我所提出的图景可以勾勒如下：我们的宗教经验，受到我们的宗教概念套数的多样化塑造的，是对终极神圣实在的普遍临在的认知回应，这实在本身则超出了人类的概念化能力。这实在显现给我们的方式是由诸多种类的人类概念形成的，宗教史上的神圣位格与形上非位格都见证了此点。每一主要传统，围绕着它自己的思考及体验实在的独特方式建立起来的，都发展出了它自己的对我们的起源及命数的永久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或多或少综合的和逻辑一致的宇宙论和末世论。这些都是人类的创举，通过与活生生的宗教经验之流的结合，它们变得带有了神圣权威性。但它们不可能全都是真的；很可能没有一个是全部为真的；也许都是部分为真的。但既然数世纪来拯救过程都一直在进行而不管我们宇宙论和末世论中的真假分布还属未知，则结论就该是，没有必要为了拯救而去采取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因此我们就会更好地学会去容忍有关这些终极奥秘的悬而未决的，目前不可解决的，不同。
可是能在大多数传统的信念体系里都发现的一个因素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断言只有那种传统才有拯救之功。我将用基督教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这尤为尖锐。我们都熟悉诸如“除他［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样的新约文本？还熟悉天主教的教义“教会之外无拯救”及其新教等值物——从未表述为一个官方教义，但在18、19世纪的新教传教扩张中都隐含着的——基督教之外无拯救。这么一个教义不同于基督信仰的别的因素，即它不仅是关于基督徒与上帝的实际关系的陈明，同时也是关于非基督徒与上帝的实际关系的陈明。它说后者由于不是基督徒便缺乏救恩。显然这么一个教义不容于人类存在的拯救转变正在进行这一洞识，这一转变在所有伟大传统内之进行程度多少相等。我们接受拯救并不限于基督教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反对旧的排外教义。
实际上大多数善思的基督徒已在做这个工作，尽管有例外，且例外多是极端的新教基要主义成员。“教会之外无拯救”教义尽管还没有被明确地废除，却已被诸如如此有影响的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的著作挫败了，他的新方法实际上得到了梵二大公会议的同意。拉纳通过提出别的信仰的虔敬者是“匿名基督徒”，他们处于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不可见的教会内从而在拯救范围之内，表达了他的更为宽容的观点。当今教皇在其通谕《人类拯救者》（1979）里甚至更为兼容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已被基督救赎了”，并说“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方式与基督相联合，即使人并未意识到它”。一些新教神学家也提倡可与此相比的观点。
使这种宽容主义特别吸引今日许多基督徒的特征是，它认识到了别的宗教的属灵价值，以及他们里面出现的拯救，而同时又保留了他们的确信，即他们自己的宗教比别的更具终极优越性。因为它坚持认为，拯救，不管它发生在哪里，都是基督教的拯救；基督徒从而也就只是些知道并宣讲拯救的源泉，即基督的赎罪之死的人了。
这跟旧的排外主义一样，它不仅是关于基督教的拯救根据，也是关于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任何别的人的得救根据的一个声明了。但我们已经看到，不得不承认其转变的直接根据是与之俱移的个别的属灵途径。正是通过一种符合托拉（合约）或古兰经启示的生活，犹太人和穆斯林才找到了与上帝和好之路；正是通过其伟大规条，印度教徒获得了解脱；正是通过八正道，上座部佛教徒才达了涅槃；正是通过明心，禅教徒才得到了顿悟；如此等等。这样，基督教宽容主义就是在隐含地宣布，这些形形色色的属灵途径都是有效的，并构成了真正的得救情境，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将含义更加引申，若他未曾死在十字架上，它们也不会是有效的。
这是一个新的、多少令人惊讶的教义。我们怎能讲得通：早于耶稣约五百多年的佛祖所教导的法的拯救力量的观念是耶稣在约公元30年死亡的结果？这么一个显然古怪的观念只能为了某个很好的原因而被断言。这显然不是耶稣或其使徒们教导的。它只是在12世纪的基督徒思想里才出现，那些人逐渐认识到犹太人是通过犹太教的属灵性而被拯救地转变的，穆斯林则是通过伊斯兰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则是通过他们各自传统所制定的途径而转变的，但他们仍然希望保留他们被传下来的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之感觉。当一个人承认各种伟大的属灵道路的拯救有效性时，这种感觉留下的唯一出路，就是他们形上地依赖于基督之死的任意的和造出来的观念。但从事讲出这一不可见的因果性的神学家未受妒忌。问题不是逻辑可能性的问题——只要求逻辑的灵活性对待它——而是宗教的或属灵的合理性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神学的时间和精力最好应用在发展三一论、基督论及救恩论教义形式上，这些教义相容于我们对别的伟大世界信仰的独立拯救权威性的意识。比如，不是作为本体上的三、而是作为一个上帝被人类所思想所经验的三种方式的三位一体概念；作为一个完全地向神开放且为神所鼓舞的人（正如他是古代希伯来隐喻所说的“神子”一样）的基督概念，以及作为被耶稣的影响强有力地引发并塑造的实际的人类转变的拯救概念，这些形式在原则上都已是有效的了。
在20世纪末，基督教可用很多方式，发展我们回应别的世界宗教的意识，正如在19世纪对生命形式进化和圣经历史人物的意识的反应方式有许多一样。同样，也无疑会有许多方式，凭借每一种别的伟大传统，也能重新思考它所继承下来的独特的优越性。但我们没有资格告诉别的传统中的人怎么去做他们的事。相反地，我们还是应该注意自己的事。
（周伟驰 译）
[1] 选自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