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伟大的世界宗教都是拯救之道。每一传统都宣称构成了一有效情境(context),在那里从自我中心到实在中心的人类生存的转变不仅能够,而且确已发生。我们要如何判断这类宣称?我们不能直接观察人与实在关系的内在的属灵性质;但我们能观察到,作为一个人的最深最贯彻入里的定向,这一关系是如何影响到一个人的人格及他/她与别人关系的道德和属灵性质的。那么就会是,我们只能在我们能观察到其在人类生活中所结果子的范围内评价这些拯救计划。探究不得不是广义上的经验的。因为这事项是一桩事实,即使它难以定义并难以衡量事实,也不能用先验的规定来解决。
上述“属灵的”这个词众所周知是很含糊的;但我只是用它来指一种性质,或用更好的词来说,指一种倾向性,通过它我们可从诸多个体中认出我们称之为圣徒(saint)的人来——这是一个基督教术语,我这里用以包括诸如阿罗汉、菩萨这样的等价的术语。在这些例子里,人类自我被丰富多彩地描述为成为上帝生命的部分,成为即人即神;或被婆罗门教的无限实在所里外渗透;或成为具有永恒佛性者。在它们最深的倾向性里有一个从自我中心到实在中心的改变,这表现在它们自己的传统里。人们常能惊人地意识到那些对超越者敞开的人,这些人大多能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和焦虑不安,并有能力过那种作为上帝/真理/实在之器具的生活。
要注意的是这类转变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样式。有那种从世界撤走,陷入祈祷或沉思的圣徒,也有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圣徒,中世纪时期有个冥思的挪威齐的朱利安(JulianofNorwich)和一个政治家阿克的琼恩(JoanofArc),在我们目前的世纪里则有一个神秘的奥里宾多(SriAuribindo)和一个政治家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在我们当前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时代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遗传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可以分析并有目的地改变时,圣徒性(Saintliness)就比早先更易于采取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但是,不管何种类型,圣徒都不是与我们中别的人不一样的种类;他们只是在拯救的转变中更为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