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建议我们讨论的题目，使我想起伯肯弗特在60年代中期简明扼要地表述的一个问题：是否自由的世俗的国家要靠它自身不能保证的规范的前提维持生存。在此他表达了如下疑虑：民主的立宪国家是否能从自己的资源出发更新它的规范的基本前提，并猜测它是受土生土长世代相传的世界观的，或宗教的，或至少是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传统为指导的。这看来会使鉴于“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而主张国家有义务在世界观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的立场陷于窘境，但是这一后果本身并不意味着反驳了这一猜测。
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具体化为两个方面：在认知的方面这一怀疑针对如下问题：政治的主导地位是否在法的完全的实证化之后依然能从世俗的，即非宗教的，后形而上学的资源中获得论证（1）。纵然这样的一种论证得到承认，在理据性上依然存在如下疑虑：是否一个世界观上多元的共同体能在一种形式的、以程序和原则为约束的底基共识的支配下，以一种规范的方式，即一种在竞争中达成暂时妥协的方法保持稳定（2）。纵然这一疑虑得到排除，在此依然留下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自由的秩序是依赖于其公民的团结的，并且传统的资源可能会由于社会的世俗化的“排他力”而干枯竭尽。这一争端绝非空穴来风。但是它也不能被过分地引申为对宗教作辩护的理由（3）。取而代之的是，我提出如下建议：文化的和社会的世俗化应被理解为一个双重的学习的过程，它必须反思启蒙传统和宗教教义各自的限度（4）。鉴于后世俗的社会，我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自由国家为要使信徒和非信徒互相共存，必须对他们提出在认识论的立场和规范的期待方面的哪些要求和希望（5）。
一、从实践理性的资源出发对世俗的立宪国家的论证
政治的自由主义（我在一种康德的共和主义的特殊形式上为此辩护）把自己理解为对民主的立宪国家的规范的基础的一种非宗教的和后形而上学的辩护。这一理论置于理性法（Vernunftrecht）传统之中，他抛弃了古典的和宗教的自然法学说强烈的宇宙论的或拯救史的假定。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史，特别是西班牙的后经院学说当然属于人权法的谱系。但是对在世界观上持中立态度的国家监管的合法性的论证，最终是来源于17和18世纪的非宗教的哲学资源。直到很晚的时候神学和教会才顺应革命的立宪国家在精神上的挑战。就天主教方面来说，一方面，冷静地把这放在与自然之光的关系方面来处理；另一方面，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也不想在原则上对道德和法所作的自主的（独立于启示真理的）论证设置任何障碍。
在20世纪，对自由的宪法原则作后康德式的论证，与其说是与客观的自然法（以及唯物的价值伦理学）的令人感到痛苦的后果进行论战，不如说是在与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形式进行论战。按照我的观点，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交往宪法的规范内容的弱的假定，为反对语境主义，必须为一个非失败主义的理性概念作辩护，为反对法的实证主义，必须为一个非决定论的法的有效性的概念作辩护。
为此要作出说明的中心任务如下：
（1）为什么民主的程序必须被视为合法的执行权力的程序，并且（2）为什么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民主和人权以同样原初的方式交互依托。
对此的说明在于作出如下证明：
（1）民主的过程，在其方式上，在其满足以一种在内部展开讨论的方式形成意见和意志的条件上，是以对其结果的理性的接受能力为基础的，并且（2）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执法程序的法的体制化要求同时确保自由的和政治的基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