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部法令的基础上，洪武六年（1373年）编制出了《大明律》，经过几番修订，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当然这时候，李善长和刘基早已经不在人间，而朱元璋也在第二年去世，但《大明律》却施行了二百余年，而后来的《大清律》，也只是它的翻版。鉴于清朝在政治制度上完全模仿明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明律》已经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法规建设的最高成就。
当然在皇权社会，天子是高于法的，大明律的精神，被朱元璋演绎得过头了，成为他大开杀戒、清算功臣的得力帮凶。而对普通百姓的宽大，也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当朱元璋将数以万计的官员以莫须有的罪名处以极刑，让整个国家处于恐怖之中时，刘基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相当痛心。
五、倡行军户制，杜绝军人干政
对中国历史略有熟悉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民族经常处于同周边的紧张关系中，这个国家的战争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军备建设，将军队的稳定与发展列为头等大事。
刘基从来没有在明朝政府中担任过军职，却是朱元璋最器重的参谋。他仕元的经历长达二十五年，其中有多年的军事部门管理经验，同时又是朱元璋在军事上最信任的助手。因此，他能提出军卫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军卫法的核心，是创立军户制。与民籍和匠籍相对应，建立军籍，使一部分人世代专职为军，专门负责保卫边疆和维护地方治安。军籍由都督府管理，民籍由户部管理，而匠籍由工部管理，各行其职，互不干涉。除非有特殊情况，属于军籍的家庭，世世代代为军，并且在指定的卫所居住。军人不受驻扎地官员的制约。卫所军队的兵源主要有四个：一是从征，也就是最早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部队，以及各地新加入的军人；二是归附，也就是元军和其他区域的投降部队；三是谪发，也就是因为触犯刑律被充军的，也叫恩军；四是垛集，也就是征兵，按全国人口比例，每家三个或者五个男丁中，抽一人为军。
军户制度解决的最大难题，是士兵的后勤保障问题，把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规定“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教种植，复租税，派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这样一来，士兵的俸饷就可以由屯田的粮食来提供，而不用增加中央财政负担。朱元璋曾经得意地说：“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当然是不符合实情的夸耀，但养兵成本大大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军户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朝廷对军队的有效控制，防止地方将领坐大。所谓“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具体的安排是：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在刘基首倡军卫制后，这项制度逐步完善。洪武初年规定，日常管理军籍军政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的义子李文忠担任大都督，但都督府却没有作战指挥权。后来，又进一步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如有战事，由皇帝做出指示，任命作战指挥，而调兵命令由兵部发出，兵员由各地卫所提供。兵部有权调兵，却不直接管理军户，都督府手中有兵，却没有作战指挥权，相互制约，而皇帝则可以牢牢掌握军权，防止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诸侯坐大一幕重演。
正是有了军户制的实施，才使得大明王朝在和平时期，维持近百万常备军，而不会产生太大的财政负担。明史专家孟森先生高度评价军卫法：“今唯由明之卫所军以窥唐之府兵，且知明与唐之初建制，其养兵皆不用耗财，且兵兼有生财之用，兵制之善，无以复加。”正是有了军户制的实施，有明一代，地方挑战中央，将军专权的事情基本杜绝（当然朱棣除外，那是亲王），对大明政权的巩固，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