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情况,是开国皇帝在先朝的封号。司马懿在曹魏时期被封为晋公,他的孙子司马炎称帝后,即以晋为国号。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称帝之前是北周的隋国公,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当皇帝之前是隋朝的唐国公,当他们登上九五之尊后,很容易就做出了决定。
而给国号注入新鲜意义的,恰恰就是朱元璋推翻的大元。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将一个蒙古人的政权,转变成符合汉族传统习惯的王朝,并使其在盛唐之后,第一次把全部中国领土置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
而长年生活在汉人聚居区,身边有众多汉人谋士,本人又欣赏汉族文化的忽必烈,在制定国号方面也实现了重大突破。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根据手下谋士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国号更名为“大元”。这样的情况,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值得大书特书。而从元朝开始,国号加“大”也成了一个惯例,以后的大明、大清都是跟大元学来的。之前的那些朝代,并不自称“大”,大唐大宋这些通俗说法,只是后人叫出来的。
刘秉忠是忽必烈手下第一谋臣,其作用略等于刘基。著名通俗读物《大明英烈传》把刘基说成是刘秉忠的孙子,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跟刘基家族没有亲属关系。不过两个姓刘的确实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第一谋士,都精通天文历算,而且懂建设设计,一个主持修建了大都,一个负责设计了南京。
现在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朱元璋将自己的国号定为“明”,正是听从了刘基的建议。但是,这个明也正是明教的明,小明王的明,都是刘基坚持反对和极为痛恨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明”字拆开,就是日与月,中华文化中,对这两座天体有特殊的待遇。《易经》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朱元璋建立浙东行省时,在行省衙门外立了两面杏黄大旗,上面书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还不算,大旗旁边还立有木牌,写有“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在中国古代的礼仪中,一直就有祭祀朝日夕月的传统,这是儒家知识分子相当看重?的。
根据阴阳五行,元朝起于北方,五行属水,神是玄冥,颜色为黑,而新的王朝起于南方,“明”的五行属火,颜色为赤,神是祝融,恰恰都克元朝。更重要的是,新王朝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就是赤,朱明必克大元。朱元璋身为“诛元璋”,定然马到成功,顺应天意。况且,金陵正好又是传说中炎神祝融的故乡,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实在是太完美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一直名义上是小明王韩林儿的下属,现在小明王已经死了,那些依然信奉“明王出世”的红巾军余部,看到朱元璋继续打大明的旗号,就会产生归属感,转投朱元璋,为新政权卖命就没有什么心理顾虑。同时,如果使用大明旗号,新政权就能把话语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允许江湖中再出现一个刘福通式的人物招摇撞骗。对于那些还想继续装神弄鬼,把自己装扮成明王转世的人,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明令严惩不贷。
大明王朝建立起来了,但明教却被列为邪教明令禁止,这肯定是刘基长久期待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有点滑稽。
这样一来,无论是原来的红巾系统,还是反红巾军的儒生和地主势力代表,都能团结到这个国号下来;无论是北伐之前加入朱元璋阵营的老干部,还是北伐之后加入明朝政府的新势力,都得有强烈的归属感。
大明王朝,这个国号太有用了,这个招牌太深入人心了,直到20世纪,明朝灭亡近三百年之后,还有大批的革命者,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而提出大明国号的刘基,则被他们奉为革命的宗师,这是刘基万万没有想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四、大统历与大明律,平稳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