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宗教改革就该谈谈新教的伦理。新教不认同天主教捐钱等行善积德行为是救赎的一个过程。它认为一个人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定好了的，天主教所谓的那些善功是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的。那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呢？对不起，天机不可泄露，你是无法直接知道的。但是能进天国的人会有一些特征，这就引出了天职观念。英语里有一个单词“calling”，它是一个宗教词汇：上帝交付的使命。能进天国的人必然是那些能够认真完成“calling”的人。那上帝给你交付了啥使命？那就是“邻人之爱”。“邻人之爱”的外在表达上，就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分工做好你的职业。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给每个人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如果你是个铁匠就打好你的铁，你是个农夫就种好你的田，你是渔夫就好好打鱼。如果你是商人呢，那就把好的东西卖出去（这自然产生利润）。
在任何情况下，好好履行入世义务，就是让上帝喜悦的唯一道路。在基督教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基督教开始关注现世的生活，而不再是仅关注那个天国。劳动被赋予了宗教和道德的意义，不愿意劳动就是缺乏上帝恩宠的表现，劳动是增加上帝荣耀的唯一方式。这样就打破了原来天主教对于创造财富、发展生产的一种蔑视态度，这是精神上巨大的解放。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谈到：“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动力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可用资金的问题，而是要问资本主义精神从何而来。资本主义精神繁荣昌盛之处就能获得资金。”他举了个例子：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欧洲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但是在那里的营利行为，在道德上受到的谴责，至多就是勉强能够容忍这种盈利行为；而在18世纪的宾夕法尼亚，由于资金短缺，商业几乎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境地，但在那里，却将营利行为视为道德上的赞许，也是必须奉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韦伯着重从动机上分析新教徒的行为。他认为在贪财和“拜金欲”上，资本主义时代并没有比它以前的时代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比起中国士大夫、古罗马贵族贪欲，新教徒与之不同的是营利不再只是满足贪欲，而是其履行其“天职”的一种行为，营利本身就是其生活目标。他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以职业的方式，系统地、理性地追求合法利润”，与之对应的是“无所顾忌、内心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贪欲”。韦伯认为新教的苦行是入世的宗教基础。营利与苦行这对看似相反的两个词在新教中得到了统一。苦行强调节俭、勤奋，反对懈怠和享受。因此，营利得来的钱不是用来享受。即使成为富人也不应有任何享受和懈怠，而应该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营利本身就是目标，是你履行天职的外在表现形式。此外，勤劳工作也被视为抵御**的有效方式。这些观念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
反观中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第一张纸币——交子（图2-2），比西方第一张纸币早了整整600年。发行交子的机构被称为交铺。为什么我国没有像西方一样沿着由纸币替代金属铸币，交铺发展成现代银行这条路走下去？这也与我国传统伦理中对于商业的态度有莫大关系。早在秦汉时期，统治者就确定了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等级。其中商人是最低等级，商人不管再有钱，也不能穿丝绸衣服，出门不能坐轿或乘坐马车，商人的后代也不能当官。儒家思想讲究以“义”来规范社会关系，商业被视为“不义”之举，这就限制了中国商业发展，也必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图2-2 中国古代交子
不过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先驱们，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都不知道什么资本主义，更不会刻意培育什么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关注的只是宗教。而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诠释却无意中为资本主义发展撒下了种子，这是他们绝对预料不到的，这也是历史的有趣和吊诡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