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余额从2007年底的110亿美元，大幅扩增至2017年10月的2.3万亿美元，增幅达190倍。2007年初，美国存款类机构超额准备金仅17亿美元，而截至2017年10月，这一数值约为2.1万亿美元，增幅达1234倍。美联储货币乘数从2007年的9.0大幅降至2017年9月的3.5，虽然基础货币从2007年的0.8万亿美元提升至2017年9月的3.9万亿美元，但总体来看，M2年均增速仅为6.3%。美联储扩表注入的流动性并没有大量转化为信贷和证券类资产流入实体经济和市场，而是又回到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了。显然，中央银行在调控货币供应方面，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
最后，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M1、M2、M3等作为衡量货币数量的指标失真。货币（M0）=流通中的现金，即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狭义货币（M1）=（M0）+单位活期存款；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M3=M2+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随着影子银行以及各种流动性好（可以快速赎回）的理财产品的出现，存款已经不是居民持有财富的唯一形式。
这一点在我国特别明显，由于存在利率管制，存款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人们对于高收益、能快速变现的理财产品又有比较强的需求。以某某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大受欢迎，很多年轻人不再去银行存款，而是将钱买入这些货币基金。其次，是银行销售的各类理财产品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理财产品的钱大多流向了影子银行。在我国，影子银行更像是银行的影子，它与银行（理财产品）的结合同样能如银行创造货币，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会详细分析。最后是股票市场，每当股市牛气冲天的时候，人们的存款就会通过直接参与股市二级市场和打新股、间接申购基金、理财产品等方式进入股市。从以上几个因素看，通过M1、M2来衡量货币数量肯定不够全面。
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理论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显然，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是一个外生的变量。恰恰是中央银行在控制货币供应的“拙劣表现”扰乱了经济，所以才需要约束中央银行，将货币增长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
在凯恩斯看来，货币供应是内生的，并不是中央银行掌上的“孙悟空”。在其早期的著作《货币论》中，凯恩斯写到“对整个银行体系来说，主动权操在存款人手中，银行家所放出的款项不能超过存款者事先托付给他们的款项。”在凯恩斯看来，存款决定贷款，而存款取决于社会公众，因此贷款不是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体系所能自主决定的。凯恩斯也同样认为，准备金的多少取决于银行自身，他在书中谈道，“会员银行本身也可能有一些权力（也许有一定限度），可以随意增加其中央银行存款量，或增加其从中央银行钞票发行部门所取得的钞票量”。关于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凯恩斯认为，物价上涨才迫使货币供应增加，物价上涨是因，货币供应增加是果。用凯恩斯的话来说：“由于报酬率增长而引起的物价上涨，比利润上升所引起的相等上涨，需要更大量的银行货币来维持。”
而从整个宏观理论看，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人们受“动物精神”的影响，会改变投资行为，进而导致需求变动，总需求不足是会经常出现的。再加上工资刚性和价格黏性，市场所生产的东西是无法全部卖出的，依靠市场的力量也无法避免经济萧条，即所谓“市场失灵”。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干预经济，以使经济恢复平衡。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内在稳定的，由于价格和工资是灵活变动的，在市场力量下，任何偏离自然失业状态的经济状态都会很快被市场纠正。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完全是政府干预市场的结果。正如里根总统在其就职演讲中所说的“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
关于政府和市场边界的争论贯穿着经济学的发展，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