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理性预期”的理性是这一概念的“修辞”武器。有经济学家形象地指出，“理性预期最聪明的特征之一是对理性一词的过度使用。这一方法的反对者被迫退到防御的位置，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把其他人塑造成非理性的，这两个位置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不舒服的”。理性预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后面两个字“预期”。预测塑造了我们感知、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现代神经学已经证明，大脑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并将其存储起来，然后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记忆中存储的模式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进行预测。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测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预测就是我们的思想，与感觉输入信息结合后构成了我们的知觉。显然预测的本能也会在经济活动中体现，我国学者陈彦斌研究发现，在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四个诱发通胀的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
对于货币主义学派的结论，同样也有争议。货币主义学派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进而推出货币的流通速度也是稳定的，两者是一体的。实证检验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学者在分析1915年至2002年间货币流通速度时发现，各年间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差异很大。例如，1981～1982年M1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2.5%，而1980～1981年M1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4.2%，而且在1982年以后M1流通速度更加不稳定。后来，美联储放弃M1作为货币中介目标，转而以更加稳定的M2来替代。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M2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开始不稳定了，美联储不得不放弃以货币总量为目标的调控政策，转而使用政策利率。这显然是与货币主义学派理论相矛盾的。
我国学者测算了从2000～2012年不同口径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没有持续大幅下降，而是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特别是2006年后货币真实流通速度平稳上升。
在货币供给方面，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中央银行是可以完全控制货币供应的。然而悲催的是，从现实来看，货币主义学派显然高估了中央银行的能力。从上面的货币供应的形成机制看，存款准备金率构成货币创造的乘数效应，但是这个乘数的前提是没有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越多乘数效应就越小。因此，货币的乘数效应取决于银行本身的行为。
也就是说，当经济不景气时，一方面，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对贷款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也会主动收缩贷款规模，中央银行投放的大量货币又被银行存回准备金账户上了，于是，超额准备金增加。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高货币低通胀的奇怪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额准备金过高。金融危机后，为了把美国拉出衰退的泥潭，美联储前所未有地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从2007年的0.9万亿美元大幅扩张至2017年10月的近4.5万亿美元，约是危机前的5倍。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去哪儿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