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在流感期间，医院提高患者的就诊费用是合理的吗？如果根据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当患者增加的时候，医院提高诊疗费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患者理应心甘情愿地接受。然而，现实生活中，恐怕大部分人无法接受，大家会认为医院是在“趁人之危”。
再思考一个问题，有一家照相馆，店里雇了一个小伙子，一直以来的工资是9元/小时。现在经济不景气，类似的小店雇佣工人的工资是6元/小时，如果把小伙子的工资也降到6元/小时，你觉得公平吗？卡尼曼告诉了我们答案。在他和同事们开展的问卷调查中，83%的人觉得这种行为不公平或很不公平。如果案例稍微换个版本，照相馆重新雇了一个人，给出的工资是6元/小时，你觉得公平吗？卡尼曼的调查显示，73%的人会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雇主没有支付9元/小时的道德义务。
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结果（工资6元/小时），却给人不一样的公平感。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是两者的参照点不同。第一个例子中的小伙子，他的工资参照点是9元/小时；而第二个例子中，新员工的工资参照点是整个市场的平均工资。参照点不同，给人的感受自然不同。如果你全部身家是100元，那么损失50元会让你痛不欲生；如果你的身家是1万元，那么50元的损失可能只会让你皱皱眉头。因此，人的感受是相对的，取决于你的参照点，而不是像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损失50元对任何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感情、受情绪驱动的动物。
其次就是人的“损失厌恶”。假设一个飞镖游戏，投中目标可以赢得1.1元，你投中的概率是50%；如果投不中，你就要赔1元，你会参与这个游戏吗？按照理性人的假设，这个游戏的预期收益为1.1×0.5-1×0.5=0.05，由于预期收益大于0，你应该参与这个游戏。但是现实中你会参与吗？卡尼曼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人是不会参加的。因为人们对于收益和损失的感觉是不对称的。亏损1元钱的痛苦感是远大于赚取1元钱的幸福感。人们总是对损失更加厌恶。卡尼曼估算损失1元钱的痛苦强度需要赚取3元钱所带来的幸福感才能弥补。因此，对于第一个例子中的小伙子，对比他的参考点9元/小时，他的工资是降了3元，损失厌恶会让人产生不公平感。
不过老板为啥要在乎员工的公平感？管你觉得公平不公平，降成本赚钱才是硬道理。现实中，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实践中，违背了公平原则的老板会遭遇员工“非暴力不合作”的惩罚。比如，被降薪的员工不再像以前一样努力干活，而是消极怠工（俗称“磨洋工”），个别甚至还搞点小破坏，而这些惩罚带来的损失会超过名义工资下降所带来的收益。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的福特汽车。世界上第一个流水线作业的量产汽车就是福特的T型车，它大大降低了车的价格，使汽车得以开进美国普通家庭。但该车第一条生产线开始运行时却不是这样的。当时，这条最先进的汽车生产线导致了福特汽车厂的工人频繁辞职和高旷工率，新的生产线并没有带来成本的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将工资由一天9小时2.34美元提高到一天8小时5美元。当时很多人认为福特的利润会下降。然而，福特的这一举措使生产效率提高了30%，在福特汽车价格下降的同时，福特公司的利润却在节节攀升。
由此看来，要想随意降工资恐怕不容易。是不是有点熟悉的味道？没错，这就是凯恩斯理论中的工资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