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讨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知道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期限错配，即影子银行在回购市场借入短期资金买入长期资产。在货币危机中同样也存在一个错配，就是币种的错配。新兴经济体往往在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低利率时借入大量外债，当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这些外债的利率上涨，另一方面借入的币种相对本币升值，导致新兴经济体无法偿还外债，从而引发货币危机。在上一章老李公司的例子里，由于本国货币的升值，老李公司的净资产瞬间增长了3倍，老李开始了愉快地加杠杆过程，又向境外银行借了10万美元，并用这10万美元继续购买债券（60万人民币）。现在老李的资产是160万元人民币，负债是130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仍然是30万元人民币。如果此时美联储加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新回到8:1。老李的资产仍然不变，还是160万人民币；变的是老李的债务，债务由原来的130万人民币变成了170万人民币（20×8+10）。仅仅因为本国货币贬值老李的净资产就变为了-10万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上涨的利息。
我国2015年“8·11汇改”之后，由于人民币持续贬值，国内企业预期未来还会贬值（情绪、动物精神），为了避免后续债务加重开始提前还款。对于大多数借入外债的企业来说，这时候没有外币收入的（除部分出口企业），需将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外币（主要是美元）偿还外债。企业通过银行购入美元（购汇），银行又将人民币卖给中央银行换取美元。这一过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同时在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减少等值的准备金（基础货币），这无异于跟随美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就是“二元悖论”的最生动的案例。
以前我国应对这一情况主要采取的是，中央银行通过动用外汇储备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以及资本管制（限制资金大进大出）。固定汇率制的弊端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对于资本管制手段，确实在一定时期起到了限制资金大进大出的效果。但是，随着我国日益成为一个大型经济开放体，资本管制措施对于较为开放的经济体往往难以奏效，即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约束作用，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因经济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动。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绕开管制的渠道越来越多。其次，资本管制措施也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全局性风险。资本管制多是对微观主体的特定行为加以限制，难以有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动潜在风险在金融体系的传导、对市场信心和预期的冲击等系统性、全局性风险。最后资本管制措施成本较高。因为资本管制会扭曲市场行为，人为割裂国内、外资金流动，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成本提高。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很高，不当管制有可能影响信心和国际收支平衡[34]。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面对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其对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影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目标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与讨论，并在货币政策之外提出要建立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管理的核心，是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采取措施，防范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部门传染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有利于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