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长长的人生旅途中，我曾渴望着远远天边，人烟尽处，可是，这种过去的心情，现在是成为回忆里的云烟了，因此，我一天比一天平凡起来，我爱红尘，我爱人世的平凡。大地的儿子，是要同大地的平凡步调相一致的。”这是我的父亲穆木天于一九三六年春，在《平凡集》自序中写的一段话。是的，在我记忆中的爸爸，真是平凡极了。他是诗人，却毫无诗人的潇洒风度，他研究法国文学，可以用法、英、日、俄四种文字翻译文学作品，可浑身不带丁点儿洋气，脑袋剃得光光的；眯缝着眼，老像在笑的脸上，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镜，下课回来，脸上和眼镜片上总落着一层粉笔灰，也不知道掸掸。穿的，解放前常是一件灰不叽儿的大褂，解放后总是一身半旧的中山服，几乎件件衣服都少不了有几个烟灰烧的洞洞。他最爱吃的是东北的家常菜：拌茄子、焖豆角。总之，我觉得爸爸在平凡中透着那么一种土气，一股东北大野的泥土的气息。爸爸是曾留学东洋，多年走南闯北的人，他之所以一直浓浓地保持着这种土气，想来是由于他深深爱着自己的乡土的缘故。
东北大野的儿子
爸爸是吉林省伊通县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在《我主张多学习》一文中，爸爸写道：“因为我是从所谓的‘诗书门第’出身的，而对于旧社会之不讲理，我是特别地不痛快”（见《我与文学》，1934年生活书店，郑振铎、傅东华主编）。家庭为他包办的封建婚姻，曾使他十分痛苦。但爸爸对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不仅仅表现在反对封建婚姻上，而是像蒲风叔叔在《诗人印象记》中所写的那样，他是能“摆脱自身的出身阶段——地主阶级的营垒而密接着时代的潮流”的。爸爸在怀念东北的许多诗中，都漾溢着对母亲的深情。那指的是苦难的东北人民的母亲，他心目中的母亲。而他和自己的生身之母，在思想感情上却很不一致。每提到我的祖母，他总是很愤慨。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爸爸一九二六年离开日本归国之前曾在《鸡鸣声》一诗中写道：
“鸡鸣声
唤不起
真的
哀悲
我不知
哪里是家
哪里是国
哪里是爱人
应向哪里归”
严于律己的爸爸，在剖析自己时，往往有些偏颇，他曾认为自己写这首诗时，思想是“狂乱”的。而我却认为，当时他可能有些“狂”，但不完全“乱”，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那时已不以那个封建地主家庭为家了。他是真正把自己看作“东北大野的儿子”，热爱着家乡的山川和雪原的。
爸爸对东北大野的眷恋之情，我曾深有感受。记得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爸爸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常带着我一大早到村旁的小河边散步。粤北大庾岭上的春晨是美丽的。太阳出来之前，浓雾罩住了河面，遮住了群山。浓雾一散，金灿灿的阳光照得河水波光粼粼，照得山坡上的杜鹃花火一般地红。面对着南国的春天，爸爸常会和我说：“松花江，该开江了……”，讲着江面上冰块如何发出吓人的巨响。有时在夏秋的骄阳下，爸爸也会突然向我说“在老家，该是高粱晒红米的时候了”……在爸爸那种深情的感染下，我总觉得，老家的山野是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可爱的。
我觉得，爸爸之所以成为诗人，正是从这种对乡土的质朴的爱开始的。当爸爸在武藏野的道路上吟咏着“奔遥遥的天边，奔渺渺的一线”时，他不是还想着故园的“水沟”、“桥头”和“老牛”吗？
正是由于“故乡在他的心头”，所以他才要青年“须看异国的荣华”，“也得发现故国的荒丘”，并且期望着人们能够认识神州禹域的“灿烂的黄金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