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人生的实际”，“在痛苦中实现生命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之这种人道的英雄主义，也在此地成为了他的理想了。游了莫斯科，对于革命后之俄国社会表示不满，接着，他就自命为罗兰的同理想者了。在《吊刘叔和》文中，他认为“五卅”前后的中国国内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变，而难得的是少数共患难的旅伴。因之，在大的社会中，诗人徐志摩是感到孤独的。诗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现代的堕落与物质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心灵解放的革命。他的这种要求，是从他那有士大夫性的个人主义出发的。到最后，在《秋》里，他悲叹士民阶级之没落，而结论到“我们现在为救这文化的性命，非得赶快就有健全的活力来补充我们受足了文明的毒的读书阶级不可。”在《话》里，他说：“真伟大的消息都蕴伏在万事万物的本体里，要听真值得一听的话，只有请教两位最伟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体与大自然。”在《秋》里，他仍然贯彻着这种思想。他依然是主张把过度文明的人种带回到生命的本源上，他主张人多多接近自然。一方来补充开凿过分的士民阶级，一方极力把教育的机会推广到健全的农民阶级里。打破阶级界限及省分界限，奖励阶级间的通婚。不过这一种理想，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呢？这种对于士民和农民的关心，是表明着诗人徐志摩的Simplefaith之所由来了。
虽然诗人徐志摩要求着“一种要新发现的国魂”，可是，那是从他的个人出发的。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相信德谟克拉西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的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他崇拜列宁，说列宁有如耶稣的伟大，是崇拜个人，而不是主义。他认为“生命只是个性的表现”，而是感情把一些个体的组织起来的。他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在《落叶》里，他说：“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联系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组织成有文章的整体。”徐志摩是一个感情性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要实现“生活是艺术”的主张。他的感情，使他在苦痛中在时代悲哀中实现他自己。他的感情的生产，就是他
的诗歌。他忠实去创造新的人生准则。他在《话》里说：“不能在我的生命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我对不起自己。在为人的生活里，不能实现我之所以为我，我对不起生命。这个原则我们也应该时时放在心里。”感情性的诗人徐志摩，藉着诗歌实现了自己。在《秋》里，诗人引过一个别的诗
人的话说：“我们靠着活命的是情爱，敬仰心，希望”（Welivebylove，admirationandhope）。情爱，敬仰心，希望，则是诗人在诗的创作中所靠着生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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