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的信仰给了他勇敢，单纯的理想给了他力量。他的灵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伦，说出来“他是一个美丽的恶魔，一个光荣的叛儿”（《拜伦》）。他崇拜耶稣、托尔斯泰、歌德、密尔顿、悲特文、密其郎及罗、文天祥、黄梨洲等等的人物。他崇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不可动摇的Simplefaith[2]。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海滩上种花》）。是因为黄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时候，“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理想中的革命”的要求，使他在《落叶》里赞美俄国革命，赞美俄国国旗说：“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使他在同篇中，更赞美法兰西的大革命说：“巴士梯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梯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在《自剖》里，他又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3]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的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费的。”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欢的。诗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于争“灵魂的自由”。而且，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国的政治，是希腊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然而，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希腊的奴隶社会，他一概不提。爱和平是他的天性。因之，对于罗曼·罗兰，他表示出来深挚的共鸣。罗兰的空想的英雄主义，他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他以为罗兰是勇敢的人道的战士，是同托尔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泰戈尔、甘地同样立脚于高高的山岭上，俯瞰着人间社会。“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认识人道的统一。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灵性的尊严。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罗曼·罗兰》）。尼采所说的“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那句话，是他的座右铭，“在苦痛中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