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桥回到中国，那是民国十一年。“五四”运动已经低潮。中国仍是半殖民地。这里没有康桥，没有英国那样的贵族社会。战后，帝国主义之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攻，使中国越发呈出紊乱的状态。那一种紊乱的环境，是诗人徐志摩所不忍目睹，所不能安居的。他的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碰了壁。然而他不能正确地说明此路不通的缘故。他不把主要的原因归之于洋大人，而认为是民族的堕落，是民族的倒运，是民族的破产。从《落叶》以至于《秋》，这种思想是一贯着的。我们民族是破了产的，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其原因呢？于是乎他说了：“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的放肆的野心。”“我们的自身是我们的运命的原因。”（《落叶》）他又说：“我认识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他却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迎上前去》）他悲愤仁义礼智信成了五具残缺的尸体（《毒药》）。他悲愤地又说：“儒教的珍品——耻节——到哪里去了。”（《从小说讲到大事》）他怎么看我们的民族呢？在《求医》中，他说：“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面过活的。”对着这种“普遍死化的凶潮”，对着这种“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乐”，他闭上了眼睛，他发现了另一个悲惨世界，在那里，他的感情、思想、意志、经验、理想，没有一样是和谐的，没有一样是容许他安舒的。他发现了“实际的生活逼得越紧，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求医》）。现实的生活与理想的生活之矛盾所生出来的失望没有使他绝望。反之，却使他对于自己更加强烈地，更加精细地去做解剖的工作。然而，他不求援于科学，他说：“科学我是不懂的。”（《追上前去》）宁可以说，他是否定科学的。在《落叶》里，他说：“我们决不可以为单凭科学的进步就能看破宇宙结构的秘密。”而在《论自杀》中，他又说：“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灵性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的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他相信灵性。他说：“单有躯壳生命没有灵**是莫大的悲惨”（《海滩上种花》）。他爱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有灵性。康桥有康桥的灵性，翡冷翠山中，也有它的灵性。“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翡冷翠山居闲话》）。它给你以“灵性的迷醉。”由于同中国社会之矛盾，他感到：“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我们性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自剖》）。然而，对于生活的压迫，他不感绝望。他要“迎上前去”。在《再剖》里，他说：“我宁言我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他不断地作他的“灵魂的冒险”，“要在这忽忽变动的声色的世界里，赎出几个永久不变的原则的凭证来。”（《海滩上种花》）可是，他的玄学的追求，是终没有完成的答案哟！在《自剖》、《再剖》之后，他思想上起了转变。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由盲冲转变到有意识的行动，从对于社会之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转变到“迎上前去”。在《迎上前去》里，他肯定地说：“是的，我从今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个消息是活动，第二个消息是搏斗，第三个消息是决定，思想也是的，活动的下文就是搏斗。”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单纯的信心”，使他积极地作他所谓的“理想中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