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想主义的哲学，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种陶冶，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怀乡病”，憧憬到“草深人远，一流冷涧”的境界。强烈的个人主义的everlastingyea和浪漫的怀乡病，因之，成为了这位“朝山客”，这位“不羁之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艺术的人生观——“生活是艺术”（《话》）——在康桥是被胚胎出来了。贵族的市民出身的诗人徐志摩在康桥同当时的贵族化的英国市民社会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国的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他更接受了英国的贵族层的浪漫诗人的熏陶。如果有人把英国19世纪末的文学同徐志摩的作品对照起来，作一个比较研究，我以为是很有趣味的。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资本主义达到了极绚烂极成熟的时代，寄生的社会层得到了过剩的生活余裕，于是，应运产生出来对于世界的全然唯美的态度，人生之最高的意义在于美的主张。达到了帝国主义的成熟期的英国，拥有着广大的殖民地，在欧战之后，其资产者社会仍持续过着寄生生活。而且，在欧战期，英国没有直接地蒙着战祸，它的牛津仍是牛津，它的康桥仍是康桥。从那种贵族化的市民社会，诗人徐志摩发现了他的理想的糕粮，他发现了他的理想的政治与理想的革命（《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而且是在那里他发现了他所心爱的诸作家。他以为，他那些“生活的趣味”都是些“不预期的发现”。他告诉过我们裴德（）、歌德、柏拉图、雪莱、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泰、丹农雪乌、卢梭、波多莱尔之所以被他发现，“都是邂逅，不是约会”（《济慈的夜莺歌》）。他认为是偶然的。然而他没深注意到英国的诸现实主义的巨家，而把主义放到济慈、渥兹渥斯、卜雷克、拜伦和半个雪莱的上面，把注意更放在卢瑟谛、哈代、梅垒代斯、曼殊斐尔、西蒙兹、哈得生（Hudson）、裴德的上面，是不是偶然的呢？他接受了泰戈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丹农雪乌、达文謇、歌德，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来那里边存在着必然性。在他所翻译的东西之中，有沦亡的贵族福凯（Fouqué）的骑士故事《涡堤孩》，有贵族的市民服尔德的《贡第德》，有闺秀作家曼殊斐尔的小说，有丹农雪乌的《死城》，都是多少带有贵族性的东西。徐志摩对于西洋文学之接受，自然是由于他的强烈的主观出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