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徐志摩对于人生之这个积极的态度，是须要从他的生活环境去说明的。诗人的家庭，是相当地资本主义化了的地主家庭，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诗人徐志摩说：“在廿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想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想使儿子进金融界之那种企图，是证明着诗人的父亲是相当地都市市民化了。想作中国的哈弥尔敦之那种野心，是足以反映出来诗人的青年时代是有着狂飙般的政治的要求。这种向上的市民的要求，使诗人徐志摩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列宁忌日——谈革命》），使他接受了西洋的入世的思想。在《天目山中笔记》里，他说：“我们承认西洋人生观洗礼的，容易把做人看得太积极，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让，把住这个热虎虎的一个身子一个人放进生活的轧床去，不叫他留存半点汁水回去。”他的那两个有力量的外国字everlastingyea，自然是他那种个人主义的表现。然而，诗人虽然到了美洲的大陆，可是他从美国所受的影响，并不见得怎么显著。诗人是从士大夫的环境转变到市民的环境的。从他的作品看，诗人身上，是充满着二重的性格。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法国的服尔德似地，他是一个贵族的市民。因之，大都市的工业社会的文明与他无有多大的缘分。惠特曼一类的诗人没有给与过他多大的影响。而法国的孔德一流的实证
主义的哲学，也像是没有给过他若干的熏陶。他“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20世纪的福禄泰尔（福尔德）认真念一点书去”（《我所知道的康桥》），这也足证明他对于不夜城纽约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调和了。他以为“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灵性的表现”（《论自杀》）。如印度的泰戈尔老人似地，他否定20世纪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堕落”，他诅骂“文明人”（《海滩上种花》）。同美国的风尚不相合，到了康桥，徐志摩接受了吸烟的文化。康桥使诗人作了一个重新的开始。在《吸烟与文化》里边，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康桥的那种贵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在那个心欲的国土里，他建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