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这两大历史性谋划的提出和实施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有些变化虽然不那么显眼，却也非常值得注意。在普通公民和学术界还没有提出太多要求和论证的情况下，国务院就宣布实行双休日制度，一下子把职工的闲暇时间几乎增加一倍，大大提高了日常生活相对于职业生活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生活质量”“社区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观念短短几年内几乎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生活质量”的概念，用挪威哲学家ArneNaess的话来说，“多多少少是针对生活标准这个经济学概念和把市场需求混同于需要这种情况而提出来的”。同样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职业生活，“生活标准”（livingstandard）是一个有关量的概念，它是由单个家庭的人均消费品拥有量（或能源消耗量）来衡量的，而“生活质量”（lifequality）则是一个有关质的概念，它涉及人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人们对生活理想和意义的理解，也包括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评价。为改善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家们常常把现代化过程称为一个从Gemeinschaft（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团和与地域相联系的社区）到Gesellschaft（由普遍的法律、货币和权力作为行为规范和导控媒介的社会）的过程。之所以要在现代化过程中、在从“Gemeinschaft”到“Gesellschaf”的转化过程中重提建设“Gemeinschaft”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要克服通常与现代化过程相联系的那种价值失落、人情淡薄、意义匮乏等所谓“异化”现象，提高与职业生活分离开来以后的日常生活的质量。几乎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政府部门把作为日常生活之场所的社区当做城市建设日常工作重要部分的同时，国务院在1994年3月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和随后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在现代化领先的西方国家经过较长时期理论准备和国民意识准备的新观念，在中国短时期内成为政府纲领的一部分，也就是成为政府所代表的全民意志的一部分。
上述观念的迅速引入和推广，表明作为现代化进程后起之秀的我国所具有的优势：我们不必等到现代化的“工具—目的合理性”范式困难重重、甚至灾难重重，才来反省这种范式的弊端，才来探索对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合理性”作新的理解。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不利处境：上述观念的深入人心不等于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词的耳熟能详；有时候最妨碍深入人心的恰恰是耳熟能详。要真正把这些观念化为国民意识的一部分、并进而成为国民意志的一部分，需要政府、国民和学术界较长时期的共同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合作出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顺畅局面，但毕竟时日有限、精力有限、三方开明对话的条件有限，能有目前的成绩应该说已经很不容易。90年代学术界有关上述观念所做的工作无论就规模来说、还是就成果来说都很不够，但已经为今后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出发点。
合理化的学术研究，也要求学术研究的合理化。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经历了思想解放、内容更新这两个阶段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又把学科建设提到了显著地位。学科建设的核心不在于出多少书、办多少刊物，而在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或者“科学界”。D·贝尔把“科学界”称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体制”；R·默顿把间接地规定科学界行动准则的“精神气质”归结为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这四个成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要成为这种意义的“科学界”、要普遍形成这种意义的“精神气质”，还遥远得很。但从90年代以来学术界进行的一些讨论和评论可以看出，人们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相当积极和自觉的追求。尽管存在着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的情况，尽管存在着离开“科学气质”谈论“学术规范”的问题，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一部分，但至少，问题已经提得够明确了——问题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问题的一定程度的解决离我们还会远吗？
应当承认，“合理性的追求”仅仅是90年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方面。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的另一个方面或许可以称为“合理性的逃避”。所谓“后现代主义”潮流是这方面的典型。但在我国，后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理论”从国外引进来的，或至少是被学者理解成一种“理论”的。既然作为理论来介绍和传播，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不能没有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理由、论证和根据理由和论证所进行的相互辩驳。从这点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情形有点类似80年代的所谓“新权威主义者”：后者用来论证自己观点的独特论据和独特风格，恰恰是对于“权威”的不恭。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纳入“合理性的追求”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