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精神作哲学思考，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城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上海申办世博会的主题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里讲的“生活”，应该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而且包括精神生活。城市精神的状况首先是指一个城市的人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状况。我们不仅要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裕。虽然不能把“仓廪实”和“衣食丰”当做“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但人均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地区的物质生活状况，确实为我们争取更好的精神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这里要指出的是，精神生活并不是外在于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的消费资料也具有物质载体，而属于物质生活资料范畴的“生存资料”之上的“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恩格斯语），以及属于物质生活本身范畴的享受方式和发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精神内涵。在今天的上海谈论城市精神，我们尤其要注意把城市精神不仅与像阅读、观赏、评价这样的精神活动联系起来，而且与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联系起来。
第二，作为经验描述的“城市精神”和作为规范导向的“城市精神”。仅仅作为经验性的表述，每座城市都既有物质生活，也有精神生活。但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城市精神，而在于要有什么样的城市精神。但同样是规范，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从伦理学上来说，虽然积极义务之履行所要求的道德境界更高，但消极义务对行为的约束力更大。换句话说，“帮助他人”的道德境界可能要高于“不伤害他人”，但人们更有义务做到的却是“不伤害他人”而不是“要帮助他人”：一个人如果连“不伤害他人”的义务也不能履行，任何“帮助他人”的行动不是显得虚伪，就是显得滑稽。提倡新时代的上海城市精神，我们固然要注重上海人应该具有的各种德性，但我觉得我们更应重视的还是要克服上海人身上的各种毛病。上海人身上当然优点越多越好，但上海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要求上海人更多地反省自己身上的毛病，把这些毛病改掉。我们不妨这样说：我们固然要做“可爱的上海人”，但更为重要的是不做“讨厌的上海人”。严格地说，一个人是否可爱，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什么样的人让人讨厌，却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
第三，自我反省与他人眼光的关系。精神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根本标志是自我反思或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自我反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一个人如果只有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遵守行为规范，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把他人的目光内在化，养成即使在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也能从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行为的能力和习惯。我们今天提倡新的城市精神，就要设法从外地人、外国人的眼光出发进行自我审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到了外国，我们更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到了外地，我们更感觉到自己是上海人。但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当自己身处外地的时候、在外地人面前的时候不损害上海人的形象，而且要在上海、在外地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也经常问自己：自己的行为如果在一个外地人看来是不是很差劲、很丢脸。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很多人的言行大概都经不起这种目光的审视。许多上海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外地朋友们对一个来自上海的人的最高赞扬往往是：“你不像一个上海人。”这说明在这些外地朋友心目中，“典型的上海人”是许多他们认为是毛病的特征的化身。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尤其是近几年来，但大概还不能说有了根本的改变。
第四，“言”和“行”的关系。城市精神不仅要体现在我们的言论中，而且要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言”和“行”并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言”也是一种“行”，甚至“不言”或“沉默”也是一种行。电视新闻节目结束以后，最痛苦的事情是长时间地看着屏幕上男女播音员慢慢淡出的画面：他们各自装做忙于整理自己的演播稿，互不理睬，有时简直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怄气。而在欧美的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则往往完全是另外一种画面：播音结束后演播员之间融洽的、轻松的、有时甚至是快乐地交谈。这样的画面给人感觉特别好。一般来说，对“言”的评价，不仅要看“言”的内容是否正确，而且要看“言”的方式是否正确。在国外超市，很少听到营业员对你说“欢迎光临”之类的话，但她们会很自然地与你聊家常、聊天气，“欢迎光临”这几个字没有出现，它的意思却很清楚，比起公事公办式的、甚至敷衍了事的“欢迎光临”，要舒服多了。同样，在学校里，老师如果经常是恶声恶气地要求学生说话文明、举止礼貌，就出现了语用学上所说的“施为性矛盾”。就其教育效果而言，当然只能是适得其反：教师说话的内容给学生心中留下的印象，往往远不如教师说这话的方式来得清晰长久。
第五，城市精神与人文学术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精神为人文学术工作提供了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人文学术工作在培育和改良这种土壤和环境方面又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最早自觉地、系统地谈论城市精神的，大概是古希腊雅典的政治家伯利克里。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著名演说，谈到了雅典城市精神的种种特点：爱好美丽而不至于奢侈、爱好智慧而不至于柔弱、利用财富但不夸耀财富、不以贫穷为耻而以不择手段避免贫穷为耻、关心自己但更关心国家、能干好强却又温文尔雅……伯利克里的时代，也正是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希腊文化的高度繁荣时期。这一点，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别的不说，高等学校、尤其是具有文科专业的高等学校，理应在高尚的城市精神的培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欧美的一些大城市，第一流高等学府往往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成为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世俗而神圣的殿堂。我们现在出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考虑而把本市一些高校迁出市中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举。但如果确实意识到高校、尤其是高校文科在城市精神培育中的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决定把学校的哪些专业迁出市中心、迁出以后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弥补由此而对城市精神生活的不利影响方面，应该是有许多事情可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