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西方许多学者眼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讨论国际问题似乎有些过时，连“国际”一词本身，也因为其含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之间”，而显得不大合乎时宜。于是乎，现实主义者们热衷于谈论“全球”，理想主义者们热衷于谈论“世界”，分不清现实与理想界限的人们，则热衷于谈论“帝国”。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叫赵汀阳的中国哲学家建议：在这个所谓“后民族”时代，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应该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在赵汀阳看来，西方人的那些概念，尤其是“帝国”的概念，甚至还包括康德的世界主义传统中的“世界”概念，多多少少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主义”，而没有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式，没有真正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也就是说，不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那样，主张“以天下观天下”。在他看来，“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天下”观念的最有名的表达是顾炎武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术语来说，顾炎武的意思是我们对“天下”负有一种自然义务，对“国”或国家则只负有一种“建制职责”。自然义务是人之所以为人都要履行的，建制职责则是因为加入某个建制（在这里就是国家）而产生的，因而建制职责的正当性依据之一，是这个建制的规则本身是否正当。在近代，由“天下”所辩护的这个“国家”，受到了许多既不属于这个国家，也不承认这个国家是“天下”原则之体现的其他国家的挑战。许多人，如梁启超和梁漱溟，尽管不一定愿意放弃这种天下原则的道德优越性，但认为，如果我们真要作为中国人而生存下去的话，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尊严感，而界定后者的，则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观念，而是这个由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
现在赵汀阳重提“天下”观念，不是为了检讨中国传统的弱点，而是为了强调民族遗产的重要价值——不仅对我们自己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重要，确切些说同时对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公认的趋势。国外不少人说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威胁，对这个观点，无论从利益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中国人都有必要加以反驳。赵汀阳提醒我们注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如果作恰当解释的话，可以成为我们把基于利益的反驳和基于价值的反驳统一起来的一个出发点。“天下”观念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中国观”，是通过中国—世界关系来界定中国特性的一种新的方式。重要的是，对于这样理解的中国来说，“来自中国的威胁”实际上也是一种“针对中国的威胁”，因而是一种自相矛盾，一种逻辑错误。
但问题是如何来诠释“天下”观念。赵汀阳对“天下”观念的诠释包括许多内容，比如地理上指向“全球”，价值上象征“民心”，伦理—政治意义上蕴涵着一种“世界制度”，等等。但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所谓“无外”的原则和“无立场的眼界”。如果说传统版本的“天下”观念可以用罗尔斯的“自然义务”观念来解释的话，那么，现代版本的“天下”观念则可以用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从美国哲学家赫尔伯特·米德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术语来解释，那就是“理想的角色承当”（“theidealroleta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