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会议的议题，而且针对议题所提出的观点、对观点所作的论证，国际会议的公开性也具有过滤作用，至少是限制作用：违反全人类准则的观点，违反事实或违反逻辑的论证，很少有哪个国家愿意**裸地拿到会议上来丢人现眼。比方说，美国政府不愿意为减轻大气污染承担相应责任，为避免在成员国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它干脆退出了京都协定。今年八国峰会期间，布什和布莱尔私下聊天的时候身旁的麦克风没有关，发现这个情况时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们私下聊天时说的那些话，很多是他们不愿在公开场合说的。
考虑到大众传媒的因素，哪怕是双边的国际协商或会谈，也可能具有国际会议所具有的那种公开性。尽管在双边会谈中无法实行多数票决制，双方发生争执时也不可能有人来作证或斡旋，但只要会谈是通过媒体向公众开放的，它也就具有了典型的国际会议即多边国际会议所具有的那种公开性，因而也就有了随公开性而来的那种过滤议题、约束立场、限制行为的作用。今年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内贾德向美国总统布什下战书，要就一些国际问题进行联大公开辩论或电视直播辩论。对一个历来把公开辩论当做民主政治重要部分的国家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挑战。布什拒绝了内贾德的要求，其原因之一，显然是布什政府国际战略中包含着不少无法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内贾德的前任哈塔米曾经成功地使联合国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把2001年确立为文明对话年的建议；与哈塔米一样，内贾德同样看到哲学家所谓“交往理性”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有着以往所没有的作用或魅力。根据“交往理性”的观念，人既然是一种说话的动物，就也是一种讲理的动物，是有能力通过语言交往达成合理共识的。要准确理解会议外交在当今世界的意义和作用，交往理性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当然，交往理性真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并不能只靠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不同国家代表的独白串演，不能只靠借助于麦克风进行的聋子对话，也不能靠电视屏幕上的语言决斗。上面所说的会议外交的好处，仅仅是从国际会议的形式着眼的：即使仅有形式而缺乏内容，即使仅仅是麦克风外交甚至聋子的对话，国际会议也有那么多好处。但说到底，国际会议的好处根本上还在于它的实质内容：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平台，使有关各方有可能就共同关心的议题摆事实，讲道理，亮观点，争是非。在这个平台上，“理由”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理由”的力量，才能真正使人“中心悦而诚服也”。关于什么样的“理由”更有说服力，不同利益立场和文化传统的人们常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既然能坐在一起开会，就表明各方对如何澄清立场、消除误解、达成妥协或求同存异，已经有了一些程序上的共识，甚至对什么样的程序才算是公正的、合理的，也有了一些未必明言、但心照不宣的共识。有了这些共识，会议外交不仅有可能帮助各方推迟甚至避免武力冲突，而且有可能帮助各方消除误解、克服偏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常常并不能变成现实，尽管谈论这种可能常常还会被嘲笑为空想甚至幼稚，但在我们这个高度全球化、高度科技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各国面临同样一些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问题的时代，除了这种可能，除了努力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我们大概还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让自己相信人类是有未来的，更不用说相信人类是有美好未来的。从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到不久前结束的中非首脑会议，许多历史事实都表明，上述可能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变成现实的，国际会议是可以成为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途径的，而笃信“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人，则是可以在会议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