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脑外交与会议外交密切结合，国内国外大戏连台，这是今年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仅以今年下半年为例，参加完6月15日的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峰会以后仅一个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赶往莫斯科参加7月15日的G8峰会，此后又接连参加10月31日的中国—东盟建立15周年南宁纪念峰会、11月4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11月19日的APEC越南非正式首脑会晤，下个月又将出席12月11日至13日在韩国宿雾举行的东盟＋中、日、韩（10＋3）峰会、东盟＋中国（10＋1）峰会和东亚峰会。
首脑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会议外交的意义呢？会议外交常被戏称为“麦克风外交”；用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的话来说，“麦克风外交导致的是聋子的对话”。
在我看来，会议外交确实有可能成为“聋子的对话”，但它不一定都是“聋子的对话”；退一步说，即使真是“聋子的对话”，它也比完全没有对话要好。
国际会议之为“会议”，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与会者“君子动口不动手”。人们常把“动口”称做“言”，把“动手”称为“行”，但根据20世纪语言哲学，“言”也是“行”，“言语活动”甚至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行动！一个人若愿意参加会议，那至少表明他愿意出现在会场上而不是出现在战场上，愿意用语言来表达意见而不是武力来表达意见，愿意在唇枪舌战中交换词句而不是在大动干戈中交换炮火。偶尔会在屏幕上看到会场中几个人扭打在一起，但这种在众多劝架者在场时挥动老拳的举动其实并不是真打，就像夫妻吵架往往挑声音响但价值低的东西狠命摔砸一样，其象征意义要远多于它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国际会议之为“会议”的一大好处，是在那里发生的典型事件充其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
国际会议之为“会议”，还有一个明显好处是它是一项有规则的活动。尽管不少会议是“真主意，假商量”，甚至还有一些会议是暗藏玄机的鸿门宴，但既然是会议，既然要把会议开下去，就不能没有规则，这规则也不能不符合起码的文明准则。当代世界通行的国际会议规则，就像当代世界通行的外交礼仪一样，多半是从欧洲来的，但其中包含的礼貌、节制、平等精神，则是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普遍基础的。一个习惯于参加国际会议、习惯于遵守国际会议规则的民族，不大可能是一个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绝乃至对抗的民族。
国际会议作为国际会议，又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会议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多边性。根据有关会展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协会的有关定义，国际会议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至少有三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三”虽然仅比“二”多一个一，但已经打破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条秘密外交的金科玉律。会场上出现了第三方，不仅意味着有可能（当然不一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现代社会通行的决议和决策的机制，而且意味着必要时可求助于第三者作为“证人”“仲裁”或“斡旋者”。更重要的是，随国际会议的多边性而来的这种较高程度的公开性，相当于为会议设置了一个议题过滤装置，与会代表脑袋里或口袋里那些摆不上台面来的议题，常常用不着其他与会方的抵制，就已经被排除在会议议程之外了。在当今世界，不要说瓜分某个国家的领土，就是瓜分某个地区的势力范围，也不大可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个国际会议的主题。或许有些国际会议的实际目的依旧如此，但它要能获得民众和舆论的最低程度接受，必须绕好多弯、打好多马虎眼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