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即使国外学术著作能比较畅通地进入我国大陆，还有一个是否有足够的购买者的问题。需要购买外文学术著作的，第一要有阅读外文学术著作的语言能力，第二要有阅读外文学术著作的专业需要，第三要有买得起进口图书的经济能力。就语言能力而言，尽管我们的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近几年来如火如荼；尽管根据我的印象在马路上找到懂几句英语的行人，在上海要比在东京或许容易一些，但真正达到能够阅读英语专业刊物和学术著作程度的，大概不会太多。其证据之一，是国内出版的许多外文学术著作的中译本，常常给人不忍卒读或不知所云的感觉，而这样的译本居然还常常相当旺销。近来教育部门提倡大学、甚至中小学进行所谓“双语教育”（据说还有提倡语文课的双语教学的，那是近乎搞笑了，我不愿信其为真），但根据本人的经验，那往往不是对教师的英语水平估计过高，就是对学生的英语水平估计过高，或者干脆就是新的形式主义。比较有实际意义的是鼓励使用外语教材和参考书，这有可能成为我国外文学术著作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展契机。就专业需要而言，上海虽然冠以“大学”之名的高校为数不少，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也就是学科众多、社会—人文学科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高校，以这座城市的人口来衡量，为数实在不多。此外，我国高校学科的分类和设置，也有不利于我们建设真正“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地方。以哲学为例，其中的二级学科的划分，有的是以学术传统来划分的（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是以所研究的问题来划分的（如逻辑学、伦理学），有的则是以国家和地区来划分的（如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在这样的学科格局之下，对外国哲学文本的研究，似乎就成了专门从事“外国哲学”这个二级学科研究的那一小部分人的工作，而其他哲学工作者，则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与国际哲学界发生联系、进行对话。这样一来，全上海属于“外国哲学”学科的教师、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加起来也不多，当然就无力支撑外文图书市场中的哲学部分。而就这批人而言，购买二三十美元一本的外文学术著作的经济能力又是一个大问题。这很显然也是我国、本市高校教师的总体收入水平的一个体现。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中高校教师的月收入该有多少，我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但肯定不能是只相当于购买十来本书的水平。
最后，即使前面两个问题都解决，还需要有一批有能力、有兴趣从事外文学术著作（包括旧书）的采购和销售的人员。我到过的东京那几家外文旧书商店，店铺并不豪华，设施并不先进，但陈列的图书包括各个主要语种，其中的职员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他们还定期发布分类书单，把每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版次、价格、新书的参考价都列得清清楚楚。许多旧书都是本地采购的，这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东京或整个日本的西学传统和力量的一个向导。据说有许多外文旧书是派人去欧美专程采购的，这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外文学术旧书这一行业在日本的专业化程度的一个向导。总起来说，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这座城市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国际化程度的一个向导。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应该把文化和学术方面的国际化程度，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里讲的“生活”，应该不仅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理所当然地意味着“让精神生活更美好”。精神生活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界。继承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其中包括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学术成果，是培育和塑造高尚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途径。幸亏有东京靖国通旧书店里的这些图书，有这些图书所代表的文明成果，有热衷于这些图书的人们的那种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不然的话，不远处的靖国神社所代表的那段野蛮的历史，还会死灰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