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谈论两位先生的“孰重孰轻”，有些不恭。但我总忍不住把他们的反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简单地说，冯契的反思更有系统、更加学术，元化的反思重点更加突出、社会意义更加明显；冯契的反思冷静而含蓄，元化的反思则**而尖锐；冯契的反思的主线是他心目中的思想史脉络甚至概念史逻辑，而元化则不承认思想史和概念史有其内在的脉络和逻辑，更重视依据自己的思想经历来进行概念批判，比较直接地以自我批判的形式进行社会批判。借助于元化经常借用的一对概念，冯契的反思是有思想内涵的学术性反思，元化的反思则是有学术支撑的思想性反思。这两种类型的反思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但就各自的直接形态而言，彼此的反差是相当鲜明的——若要回避争论，就只能在相互表示敬意的同时，彼此保持距离。两位先生之间的学术关系，好像也的确如此。
尽管有上述差别，冯契和王元化都是党内学者，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都是为了理想和信仰而不是为了土地和粮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经历了党和国家的种种曲折和他们本人的种种磨难之后，认认真真从思想上、文化上、学理上理解和批判20世纪这个英国学者霍布斯邦所说的“极端的年代”，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古代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当年吸引了像冯契和王元化那样的优秀青年，是这个党可以引为自豪的；但冯契、王元化这样一批党内学者在晚年的思考和批判，也是这个党应该高度重视的精神遗产。
在看到冯契和元化之间的这些共同点的时候，又不免想到两人之间的家庭背景的差异。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个出身于大学教授家庭；一个更多地受到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个更多地受到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同为党内学者，同样与清华园有密切关系，但两人的背景还是有很大不同。学术著作我更喜欢读冯契先生的，但书信、随笔和日记，我更喜欢读元化先生的……
五
可能是这种差别，导致了两位先生晚年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未来的看法有重要的差别。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社会，两位先生都忧心忡忡。但冯契先生显然不想让这种情绪走得太远。对中国的未来，中国学术的未来，他多次表示乐观的期待。冯契先生对“文革”有超越个人恩怨的深刻反思，对“文革”后金钱和权力相结合的趋势深恶痛绝，对鲁迅所抨击的“做戏的虚无党”现象，更可以说横眉怒对。以先生的学识和经历，他当然知道，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并非例外。仅仅是“往事”向“来者”的时间更替，并不足以为“述往事、思来者”的哲人的乐观期待提供依据。但我仍然更愿赞同冯契的乐观主义，而不甘心像元化先生在生命最后几年那样，对“世界不再令人着迷”的说法那么认同。但我为自己的乐观主义所提供的理由，就连冯契先生也是未必会赞同的。在我看来，做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恰是在这个世界上，客观上让我们乐观的理由其实并不多。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情况不容乐观的话，我们就不该让自己的不乐观去雪上加霜了。
冯契和王元化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同态度，我觉得也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反思”的内容——又回到两位先生的“反思”的内容的比较了。相对来说，冯契先生的“反思”比元化先生的“反思”更是一种“内在批判”和“自我反思”：元化在清理诸如“规律”“普遍性”“公意”“理性”等他过去深信不疑的观念的时候，常常像是悲壮的思想诀别，而冯契在论述“理性的自觉原则”和“意志的自愿原则”、批判理性专制主义和宿命论、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的时候，则始终像是冷静的遗产清理。对于中共的思想传统也是这样，尽管对毛泽东的批评相当尖锐，但冯契先生还是设法把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解读成近代哲学革命的成果总结。尽管他意识到这样的解读局限于认识论领域是不够的，但他还是设法对李大钊有关“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相统一的观点进行阐发，并以此来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水平并不低于后来的阶段（冯契先生在私下谈话中曾多次这么说）。
根据我自己后来所作的进一步考察，身为北大教授的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其实已经相当自觉地把从卢梭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共同体主义传统（重视“公意”），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重视“众意”），巧妙地结合起来：首先接受前者的观点，把民主建立在公意而不是众意的基础上，继而接受后者的观点，把公意的形成看做是理性讨论和自由认可的结果。这种思路与后来西方的哈贝马斯等人的“商议民主”观点颇为接近，它既有助于克服把民主理解为众人意见之简单综合与市场式的竞争与取舍，也有助于避免因为神秘兮兮的“公意”毕竟要有具体人格作为代表，而无意中为从民主走向独裁埋下伏笔。
六
对李大钊所代表的中共党内的这个独特传统，元化先生晚年在重读“民约”、反思“民主”的时候，基本没有注意。对可以解读成李大钊这方面思想的理论来源或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中后期的一些手稿，元化先生也无暇顾及。哈贝马斯经常提到青年黑格尔派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一支脉络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民主思想传统。对这一点，对黑格尔哲学之内蕴藏的这种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理论潜力，对从黑格尔经过马克思一直到现代各种版本的左翼思想进行内在批判而不是悲壮诀别的多种可能性，元化先生当然也没有精力来仔细了解了。
要求王元化先生了解这一切，当然是荒唐的，甚至是非常无理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我至于那么苛刻、那么无理吗？
对这些想法如果要作一个辩解的话，我想可以这么说：在读王元化的时候出现上述想法，可能恰恰是受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恰恰是从王元化出发继续反思的表现。
说得更为堂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来自多样的来源，它的活力本来就依赖于大胆的反思。浪漫主义的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固然是不同于英雄主义的《国际歌》声中的镰刀斧头的；但两者所代表着的价值和理想，却不仅殊途同归，而且互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