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猜测，在元化先生晚年那丰富的精神生活背后，尤其是在他深刻的反思意识背后，是否有着先生早前受过洗礼的基督教的影响。先生不愿意把他的反思与宗教忏悔画上等号，但明确承认，“《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可能一直对他有潜在的影响。
在先生的同时代人当中，恐怕还有许多人，在成为共产党员以后，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依然为基督，或者佛陀，穆罕默德，更不用说孔子和老庄，留着位置。但很少有人像先生那样，有机会，也有勇气，坦然承认。
三
说实在的，对王元化先生的精神世界，我还要做更多的努力，或许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有真正的理解。但比起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对他的了解，最近几周的阅读已经加深了不少。尽管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与先生的接触不算太少，特别是我在2004年到社科院以后，因为距离先生住处较近，去他那里探望更勤一些，但在思想上与他的交流并不多，对先生的思想的了解也太少。先生去世以后，我把先生送我的书，我自己买的他的书，集中在一个大纸袋里，放在车上，便于随手拿一本抽空阅读。先生生前，我未能对他做专题访谈，甚至可以说，我和他的思想交流根本就不多，这样的缺失现在多少有些弥补。
在读元化先生著作的时候我也在反省，为什么在先生生前与他沟通不多。我猜想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与我的知识结构有关。先生多次讲到他那里虽然是经常宾客满座，但他总觉得在思想上相当孤独，我觉得我很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并且为此感到内疚。我于“文革”后期中学毕业，农场工作三年后作为77级考入大学，在传统文化方面没有下什么工夫，后来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又出国访学、读学位，在博古通今，博闻强记的元化先生面前多少有些压力。而我所擅长的论辩性的思考、了解的海外的情况，也没有太多机会向先生汇报。去年5月3日，元化先生找了几个后辈学者去他住处讨论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问题。我认认真真做了笔记，但直到谈话结束，也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想法。
我与先生思想沟通不够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与我深受冯契先生的影响有关。我对两位先生的治学风格的差别早就清楚，对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也有一些了解。但这次比较仔细地读了元化先生的著作以后，发现两人在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上的看法、对一些重要哲学人物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元化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反思，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对冯契先生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对黑格尔、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规律性等）的批评。有些批评，在冯契先生最后几年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冯契当然不会赞同元化对黑格尔的那种程度的批判，但当他谈论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而不是“逻辑发展”的时候，当他用存在主义的资源来克服本质主义的偏向的时候，他对概念背后的固定本质和不变逻辑，已经有相当的怀疑了，冯契晚年思想的这个变化，王元化可能并没有注意。实际上，对冯契之前的工作，王元化在书里也基本不提。上海学术界这两位领袖级人物都把“反思”作为自己工作的核心概念，却很少就各自的反思进行交流。虽然冯契在收录《冯契文集》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并认同王元化的“反思”，但据我所知，王元化并没有提到过冯契的“反思”。可能是受冯先生的“反思”或“批判总结”的影响太深的缘故，我以前对元化先生的“反思”没有足够重视。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