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并即将跨入新中国成立的第60个年头。19世纪中叶游**在欧洲的那个“幽灵”，1848年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的那个政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过去的30年中，在一块广袤古老的东方土地上，引导着亿万人民“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语）。套用恩格斯晚年在《宣言》的一个序言中缅怀其伟大战友时所说的一句话：立志把《宣言》的理想实现于神州大地的先辈们，如果他们今天能同我们“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
马克思、恩格斯写《宣言》的时候，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化过程已经深刻改造了西欧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已经或即将成为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而“奔走于全球各地”（以下凡不注明者皆引自《宣言》或其序言）的资产阶级们的征服对象。《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这个阶级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它“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宣言》随即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虽然空前巨大，却非但不可持续，而且违反人性。《宣言》的作者坚信，人类历史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答案：与资产阶级一同产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最终将不堪忍受自己被资本僭夺其独立性和个性的处境，组织起来，运用资本自己所锻造的武器，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把这个“过去支配现在”“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的社会，送入坟墓。
《宣言》深刻揭示了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严酷事实，同时乐观地期待超越这个状况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嘲笑那种自以为“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的哲学幻想，理由是在这种幻想背后隐藏着的，恰恰是“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而这个阶层无法理解，居然会有这样一个阶级，它“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宣言》产生于西方世界，但它雄辩地论证了一个超越西方的普遍理想。中国人民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毛泽东语）的时候，发现幸而还有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它虽然来自西方，却代表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最深刻批判，表达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美好追求。正因此，在抗战前期，当来访延安的梁漱溟再三强调中国社会与欧洲中古和近代社会的区别的时候，毛泽东回答说：“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在抗战后期，针对那种“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的游说，毛泽东回敬道：“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