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99年支持科索沃战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2002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当问到“对于一触即发的与伊拉克的战争，您的立场是什么”的时候，哈贝马斯回答说：“在没有联合国的毫不含糊的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不应该投入战争。”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他对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行将到来的美英对伊战争的不同态度时，哈贝马斯回答说：“在那时（按指1999年——引者），人们已经能够看出在辩护方式上存在着典型的民族差异。在大陆欧洲，支持干预者努力强调来自国际法的一些弱的论据，指出干预行动的意图是促进在他们看来是从一种软性的国际法向一种充分实行的人权政治的过渡，而美国和英国的主张干预者，则依然处于它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传统之中。它们不是诉诸一个未来的世界主义秩序的‘原则’，而满足于强调它们的这个要求：它们自己民族的‘价值’所具有的在它们看来是普遍主义的力量，应该得到国际承认。”
也就是说，欧美之间原先就存在的思维差异，由于伊拉克战争在联合国方面得到的支持更少，现在变成了行动差异；两场战争的不同国际政治环境，把1999年还不那么明显的欧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凸显了出来。哈贝马斯在这次访谈中说的一段话，表明在1999年的时候，他虽然提到了欧美政治文化的差异，但还没有太重视这种差异。在谈到“全欧洲——包括英国——对目前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越来越拒绝甚至愤怒”的时候，哈贝马斯说：“或许美欧之间的一种受到系统扭曲的交往也起着作用。”我想到这种可能性，是当一位美国朋友向我解释他感到的像保罗·沃尔夫维兹（PaulWolfwitz）这样的有影响人士的鹰派世界观的时候。这解释是这样的：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一些普遍主义理想的真正捍卫者。欧洲人，他们始终很容易受到反犹主义影响，则被看做是重新倒向他们在1945年以前的实力博弈的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而勇敢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则为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的目标拔剑而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决心抗击附身于“无赖”国家的“邪恶”、捍卫自由和民主的普遍价值的。如果这种解释不仅仅是一幅讽刺画的话，我们或许需要进行一场讨论，就我们在“自由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名下加以对照的观点的缺点和优点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