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民主与专家治国之间的矛盾。欧洲共同体主要诞生于一群政治精英的设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广义的技术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和法律领域——的专家们，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的复杂性，这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在许多欧洲人看来，这不应当成为在欧洲层面上推迟发展民主政治的借口。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步骤，比如进行欧洲议会的直接普选，发展全欧洲范围的政党，正式采纳欧洲公民身份，直到制定欧洲宪法。但在许多人看来，欧洲的意见和意志的民主的形成，基本上仍然只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事情。
如果说，欧盟东扩以前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向度是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欧盟东扩则把欧洲一体化过程的文化向度凸显出来了。与前几次扩盟相比，欧盟东扩吸纳的国家不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在文化上超越了西基督教文化圈。如果我们把等在欧盟门外的土耳其也考虑在内的话，欧盟东扩的文化向度更加引人注目。对于欧洲人来说，东扩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理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新入盟国家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接纳这些国家入盟意味着欧盟的相当大部分支出将用于对新入盟国家的帮助。也就是说，欧洲人能否拥有一个真正配得上其宣称效忠的现代理念——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政治联盟，现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欧盟东扩的进程，也是全球化的影响明显强化的过程。欧洲各国有关移民政策、外来劳工政策和对外援助政策等的争论的实质，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并且对“我们”进行重新定义。
第二，在对“我们”的传统定义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共同的宗教文化传统，是最重要的核心。从近年来有关欧洲宪法的争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许多欧洲人的心目中，共同的基督教文化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分母”。但这种观点不仅与欧盟内部存在着大量穆斯林人口这个现象不容，而且与欧盟边界向东扩展这个趋势不合。欧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基督教传统再也无法被公认为欧洲认同的基础。宗教文化的“公分母”的这种减少能否通过借助于宪法创制、机构改革和政策调整而增加政治文化的“公分母”来加以弥补和平衡，应该看做是欧洲人在形成和加强新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
如果说欧盟东扩大大稀释了“欧洲”概念中原来令许多欧洲人自豪的传统文化成分的话，差不多同一时期围绕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出现的欧美摩擦，则凸显了“欧洲”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特有的政治文化色彩。
在这方面，欧洲知识分子中被认为相当“亲美”的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有关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一些文章，特别说明问题。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哈贝马斯明确表示赞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动武。但即使在那时，哈贝马斯也强调了他所赞同的“欧洲立场”与美国立场之间的区别，指出欧美之间的战争动机是有差异的：“在对于人权政治的理解上，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表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美国推进全球范围内对于人权的实施，是作为一个在实力政治前提下追求此目标的世界强国的民族使命来进行的。欧盟的多数政府，则把人权政治理解为一项把国际关系加以彻底法律化的事业，而这项事业，今天已经改变了实力政治的各种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