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精神需求的满足资源而言，物质资料和闲暇时间这两个对于真正意义的精神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资源，现在都得到很大改善。
就精神需求的满足方式而言，市场经济这个把有效满足各种消费需求作为主导原则的经济形态，对精神生活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资本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具有两重性：资本既诱导和控制消费需求，也追随和迎合消费需求。当前中国的“国学热”“于丹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图书市场、教育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迎合。因此，重要的不是消极地提防和抵制资本的**和控制，而是积极地利用资本对消费需求的追随和迎合。对于拥有高尚的精神需求的消费者，尤其是对于从前被排除在高雅精神生活之外的普通大众来说，市场经济未必不能成为一种满足其需求的高效手段。
当然，重要的不仅是精神需求受到重视并得到满足，而且是精神需求本身有足够的“精神含量”和“精神品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并不局限于喜怒哀乐之类的“心理生活”，甚至也不仅仅是读书唱歌之类的“文化生活”，而更体现为信仰敬畏之类的“心灵生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慎终追远”，或西方人所说的“终极关怀”。
这种意义上的“心灵生活”常常被人等同于“宗教生活”。如前所说，在当代中国，选择宗教作为其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的人为数不少。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历了“亵渎神灵”的现代化进程的洗礼之后，宗教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未必还能够是心灵生活的合适形式；对于以“内在超越”为主要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提升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更多的可能还在宗教之外。中国古人很早就不把精神安慰寄托在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信仰之上，而把“立德、立功、立言”这样的世俗追求作为获得永生不朽的现实途径。在今人当中，类似说法也可以找到不少，如李大钊说：“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胡适说：“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从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来说，这些人有很大差别，但他们说的都是有限的人生经历与无限的人生意义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谈论非宗教意义上的“超越”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谈论非宗教意义上的充实而高尚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
有人会说，就超凡入圣、尤其是惩恶扬善的作用而言，上述意义上的“超越”并不像传统宗教的神灵菩萨那么直观有效。但我们可以用司马迁对孔夫子这个超越理想的追求，来说明世俗意义上的超越性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司马迁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他心目中的夫子形象，接着他说，对这个理想，他“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虽然承认孔子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能至”的超越理想，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个理想，相反，他仍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对这个不可至的理想的向往并没有使他成为孔夫子，但这种向往使他成了司马迁，成了忍辱负重、究济通变，成一家之言、留万世杰作的太史公。一个超越的理想能起到如此实在的作用，就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一个有这样的精神传统的民族，应该有希望不仅实现物质生活的根本改善，而且实现精神生活的伟大复兴。
说到底，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前面提到过，在现代的非神圣化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要道德”居然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同样道理，“为什么要有高尚而充实的精神生活”，为什么“立德立功立言”“小我融入大我”是高尚的，而花钱消灾、求神升官就不是高尚的，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说，也是虽然荒唐，但很棘手。但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不能只作理论思考，而也要有实践回应。对于正常社会的正常成员来说，对于经历了健全的社会化过程的健全个体来说，对于在一个既消除物质贫穷也克服精神空虚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这类问题在从理论上被提出来之前，就已经在实践上得到了解决。这里用得上马克思的一句话：“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再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对当今中国的精神生活来说，著书立说“解释世界”固然重要，但身体力行“改变世界”才是真正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