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提倡创新精神和避免非理性主义的“唯新主义”之间的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无疑是主角，但提倡创新精神，也有走向唯“新”是好的浮躁心态的危险。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不仅有开拓魄力、创新冲动和浪漫想象，而且有事功精神、理性能力和规则意识。但企业家精神的这后一方面，在西方遭到了与企业家精神同根同源但在“寻觅新奇、再造自然”的方向上走到极端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蔑视，在中国则缺乏严格的逻辑思维和实证的科学方法的文化支撑。改革前期创业有成的中国企业家，许多在后来却纷纷落马，其间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他们往往还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家应具备的那种创新精神与理性精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扩大精神生活空间与避免巫术迷信泛滥之间的矛盾。即使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非神圣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多半也如鲁迅所说的“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总要在一个超越自己的更大整体中寻求意义、获取安慰。在“风险社会”，在危机时期，这种精神需求会显得尤其急迫。贝尔把美国社会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复兴，认为在种种危机面前，在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面前，人们会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会意识到有必要施行种种限制，施行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污染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而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这种有关“限制”的意识。但贝尔很清楚，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产生的”。贝尔没有强调宗教的社会作用的复杂性，这是他的一个不足；但他富有洞见地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在以“内在超越”、天人合一为主要文化传统的中国，对宗教的作用尤其只能给予有限的期待；对人为制造的宗教的危害，还应该有足够的警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其他文化传统中主要由宗教来满足的那种精神需求，在我国不仅同样存在着，而且在民众那里有明显增长，在政府一面也逐渐给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国家的公共意识形态与公民的个人精神追求协调起来，如何在扩大精神生活空间的同时避免巫术迷信的泛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巫术迷信一方面许诺一个几乎能满足所有人间欲望的彼岸世界，另一方面又设计一些轻便廉价的超度手段。在有些贪官恶徒眼中，神灵菩萨甚至蜕变成了贿赂对象；本应具有神圣内涵的宗教仪式，却成了花小钱、发大财、避厄运的人间骗术。我们谈论今日中国的精神生活，对这种现象切切不可忽视。
4.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涵。
讲精神生活的现代困境，讲现代精神危机的中国特点，讲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并不是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悲观绝望。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重振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推动三十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勤学好思、居安思危的古老智慧，加上大胆尝试、勇敢闯关的现代意识，是成就三十年发展的宝贵精神品质。
在这种精神动力和精神品质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中国社会，又反过来给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不少积极影响。
精神生活的基础是精神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们在谈论“生活标准”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生活质量”。与生活标准相比，生活质量的衡量中，主观指标、文化指标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因而很大程度上把追求和体验生活意义的精神需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