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这两种文化在前现代社会以不同方式支撑西方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它们同样遭遇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强大冲击，但冲击的后果有重要的区别。概括地说，与“外在超越”传统相比，“内在超越”传统不容易在启蒙的时代、在世俗化的时代，因“上帝之死”而引发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因为在“内在超越”传统中，上帝的存在本来就不是一根非要不可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相信人性与天道相通，相信只要通过自我修养回复本性或成就德性，就可以上达天道，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比西方传统文化更信赖人的自觉性、自主性，但真正实现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的，毕竟是少数；中国人确实不容易像西方人那样会因为“上帝之死”而失魂落魄，悲观绝望，但很可能那正是因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虚无主义本来就已经潜伏在其精神世界之中。虚无主义在中国和西方都是现代性的精神效应，但西方的虚无主义是急性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可能是慢性的；西方的虚无主义往往是执著的，而中国的虚无主义则往往是随便的——中国的虚无主义者往往对虚无主义也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可有可无的态度。
这类人格，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说他们“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遗憾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严厉斥责的这种形象，在当今中国社会仍为人熟悉。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甚至还看到有一种虚无党人，他们有时候是连戏都不屑于做的，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做戏的虚无党”不仅不道德，而且不真诚；在“做戏的虚无党”面前，“不屑于做戏的虚无党”往往会有一种道德优越感：我虽然不道德，但毕竟还“真诚”；我虽然不承认其他价值，但我还承认“真诚”这个价值；你是“伪君子”，一“虚伪”，就把“君子”给“虚伪”没了；我是“真小人”，虽然是小人，但还有一个“真”字留着呢。思考当今中国的精神生活，对这种现象应高度重视。
3.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
对当今中国的精神生活，已经颇具规模的市场经济也提出了许多难题。这里指的主要还不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的丑恶现象。这些现象确实不少，但严格地来说，这些现象与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必然联系。假如我们划清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界限，假如我们为经济行为制定严格的规范，假如我们对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严惩不贷，而且防微杜渐，那么，没有这些丑恶现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没有可能。但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当中的有些因素，其本身谈不上低俗和腐朽，但也对高质量精神生活提出了严峻挑战。谈论“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这些现象更加值得关注。
首先是刺激消费和避免消费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是生产的前提。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市场经济不仅提出了对消费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刺激消费的信用工具：“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丹尼尔·贝尔称分期付款制度和信用消费方式是“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的话，吃苦耐劳的民族传统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则理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资源。但现在，市场经济对消费的完全合理的要求，却可能引出完全不合理的结果，可能使人们沉溺享乐、不思进取，甚至使全社会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曾经连续数十年支撑了经济景气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在最近一段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被许多人指责为罪魁祸首之一。其间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