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精神挑战[1]
最近几年来，“精神生活”，以及与此接近的诸如“精神世界”“精神家园”“心灵”“灵魂”“人文精神”“文化自觉”等说法，频频出现在我国的报刊论著和大众传媒之中。一百年前，谈论精神生活的中国人多半是想用古老东方的“精神文明”抵御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百年之后，已经踏进小康社会门槛的中国人发现，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1.现代社会的精神挑战。
当今中国的精神挑战，首先是因为当今中国已经处在一个“现代”社会，承受着现代社会普遍具有的精神压力。
现代社会在精神领域的根本特点，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明。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实际上，典型意义上的现代人，凡事也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人们以前一般不问“为什么要有道德”，因为即使问这个问题，答案也是近在眼前的：因为上帝或上天要我们有道德。但对于“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现代人来说，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他还会进一步问：“为什么上帝或上天让我们有道德？”甚至问：“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上帝或上天？”
因此，借用王国维的用语，在现代社会，神学和形上学即使还有“可爱性”的话，它们的“可信性”也岌岌可危，甚至**然无存了。社会现代化的这种精神效应，马克思称之为“……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尼采概括为“上帝死了”，霍克海默则从中引出一个更为明显的可怕结论：“从理性当中，不可能引出反对谋杀的根本性论据……”
神圣东西的非神圣化过程，学者们称之为“世俗化”过程。在西方，世俗化过程对精神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虚无主义成了现代社会的流行病。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出版于1976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开头，谈到了有关虚无主义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尼采的，他认为由于理性主义和精打细算，由于“摧毁自己的过去，控制自己的将来”的现代心理，虚无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并最终使欧洲文明走向灾难。另一种看法是比尼采稍晚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他恰恰把尼采为了克服虚无主义而诉诸的强力意志，或“一种要打倒所有传统习俗的文化冲动力”，看做是虚无主义的根源，其最极端、现在也是最出名的实践表现，就是超越善恶、不计利害的恐怖活动。贝尔说他不赞成把虚无主义看做是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无可避免的厄运，但强调要严重关注并切实应对这个可怕威胁。
2.现代精神挑战的中国特色。
贝尔以及尼采、康拉德和韦伯等人所描述的西方的精神危机，是在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发生的现代事件。西方传统文化的源头，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一样，都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的所谓“轴心时期”。公元前600年前后在不同地区几乎同时产生的各大文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突破性地实现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重化，肯定了理想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性。
但是，同为“超越”，不同“轴心文明”有不同的超越方式。简单地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特点是“外在超越”，中国的儒家，甚至也包括释、道两家，则以“内在超越”作为特点，两者的区别可以用冯契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西方的宗教是把人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截然对立起来，以为人类终极关怀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超脱这短暂的污浊的尘世来达到永恒的圣洁的天国，终极关怀的目标在彼岸、在天国。中国的儒家、道家都否认在人世的彼岸的天国，他们不把此岸与彼岸割裂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