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意志的自愿原则如何与理性的自觉原则统一起来呢？民众的意志总是有所指向的，总是以民众作为一个集体要做什么事情作为具体内容的。因此，民众的理性如果要与民众的意志一起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他们就必须围绕“要做哪件事情”“如何做成某件事情”“由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样的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协商。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诸多人们的事情，不能单靠个别人或少数人；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须是理性的，是因为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要求，更好地缩小各个方面的差距，更好地对待暂时无法化解（有些可能是永远无法化解）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逼近乃至形成共同的目标。这种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任何真正称得上“好东西”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并不是“选举民主”（或“投票民主”）之外的一种民主形式，而应该看做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民主程序的主要成分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最重要成分。完整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人民及其代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投票来显示讨论协商的结果，亦即任命官员、形成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它必须是围绕实质问题而不是抽象词句而运作的，必须是以有关实质性问题的民主讨论作为其基本形式的。
第四，重要的是利益分配、价值分歧而不是认同纷争。
民主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民主决策所涉及的问题常常相当复杂，而且因为影响决策的人们和被决策所影响的人们常常是分成各个群体的。从原则上说，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影响决策者”和“被决策影响者”应该是同一批人，但即便是这同一批人，比方说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或某个城市的居民，也常常因为利益、价值和认同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群体。对于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用讨论协商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处理人们之间的价值分歧和处理人们之间的认同分歧，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通常来说，用讨论协商来解决利益分歧比较容易一些：即使无法借助普遍原则找到共同利益，也可以通过利益权衡、各自让步而达成暂时妥协。用协商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价值分歧比较困难一些，但通过协商讨论澄清各自的价值立场，发现对方立场的合理之处，甚至找到各自立场的重叠之处，也不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认同分歧：在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问题的时候，群体之间的分歧往往很难通过实际利益的让步和妥协来解决，也很难通过价值立场的澄清和调整来弥合；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敌我分明甚至你死我活的局面。当然，认同之争背后往往隐藏着利益之争和价值之争，但真正要进行有意义的民主商议，必须在认同问题上尽可能相互尊重，在价值问题上尽可能求同存异，并且在此基础上把利益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以求得对利益分配的公平安排。不管怎么样，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它不能把认同之争作为一个争论焦点，尤其不能把一些个人无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认同特征如种族、肤色、部落和性别作为争论焦点。
第五，除了合适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框架之外，民主还需要合适的文化土壤。
上述几个条件——典型的现代社会条件，意志的自愿与理性的自觉的统一，围绕着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尽量避免把认同问题作为争论焦点——的具备，要求一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并且由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求这个社会逐步建构起有利于民主协商和理性行动的制度；也要求这个社会中的人逐步养成遵守规则、尊重差异并且理性地形成意见和表达意见的意愿、习惯和能力。民国初年，李大钊在反省当时的“民主”实践的时候发现，我国国民有两大弱点：第一，“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第二，“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将近一个世纪以后面对由民主选举而引发的肯尼亚国内一片乱象，我们不仅要抽象地谈论感情和理性如何统一、腕力和法律孰轻孰重，而且要具体地思考这个问题：要使这些方面的恰当安排成为可能，从而使民主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我们除了特定的物质条件、制度框架之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