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罗尔斯的主要著作是《正义论》；他的理论叫做“正义论”而不是“公平论”。但是，“公平”（fairness）概念对于理解他的正义（justice）学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同时意味着，对这个概念的不恰当理解很容易导致对罗尔斯理论的误解。
一说起“公平”，我们就会想起通常所说的“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公平”的本意是不偏不倚；与“效率”作为一对矛盾提出来，其含义是指收入分配上的人际平等、至少是差别不大。分配问题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罗尔斯的观点可以说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根据他的第二条“正义原则”，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必须以机会平等、最差境遇的人的状况在这一格局中比在其他可选择格局中得到更大程度的补偿作为前提。当作前提的东西，当然就是优先的东西，而这个前提就是上述意义上的“公平”。同时罗尔斯又主张兼顾效率：他之所以还要承认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有助于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说到底对于最差境遇中的人的状况改善也是有利的。为此，罗尔斯主张政府有义务对社会财富进行着眼于对弱势群体的不应得的遭遇进行补偿的再分配。理解罗尔斯的这个观点，要与他所处的语境联系起来。在罗尔斯的语境中，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主要不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市场的工作，而市场在那里已经相当发达了。因而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在市场之后或市场之外进行适当调节，尤其是通过福利政策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不能简单地把罗尔斯的观点与中国语境中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对立起来。因为在中国，政府不仅具有对市场的工作进行事后调节和“场外指导”的责任，而且——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还具有培育、发展和健全市场经济的责任。十六大报告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这个解释与罗尔斯的理论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说法本身那么大。
如果说上述意义上的“公平”一词指的是实质意义上的公平的话，那么罗尔斯自己对“公平”（fairness）一词的使用，更多是在形式、程序的意义上所说的公平。这又包括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公平”指的是罗尔斯所肯定的一种合作体系的特征。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包含着一个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为了互利互惠的目的而结合起来的人们应该如何来协调他们的利益、解决他们的冲突。这种规则体系规范下的社会合作被称之为“公平”的，是指它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合作的主要规范是公众所承认的规则和程序，而不是长官的意志或命令；合作的条款体现了“互惠性”和“相互性”的理念；合作的理念中包含了每个参与者之合理利益或善的理念。罗尔斯把这样一个社会合作体系的理念称为“起组织作用的核心理念”，并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为这样一种合作体系确定基本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