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寄托哀思而加强团结，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团结的关键是找到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凝聚起来的纽带，而寻找这样的纽带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共同的革命目标”是这样的纽带，但在这个目标下面，人们还是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是地位差别。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因为分工不同，人们之间有职务高低之分。正如有人说过的，“我们都是人民勤务员”这句话，刘少奇对时传祥说可以，时传祥对刘少奇说就有些别扭。但是，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本来置他于高低贵贱等级秩序中某一位置的所有东西，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唯一不死的，是死者留给我们的回忆，是他值得我们记住的东西。除此以外，生前地位相差即使大如共和国主席与淘粪工人的人们，彼此也确实没有什么距离了。今天我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不同岗位上所体现的同一个“人民勤务员”精神，值得后代永志不忘。纪念的形式有多种多样，追悼会是其中效果最强的之一，因为它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一个特殊的场景当中，让参与者生动地追忆死者生平中那值得怀念的丰功伟绩和平凡小事，具体感受人生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深切体会我们的共同追求、我们的共同归属。
但制度化活动的优点，往往同时也就是它的缺点。具有特定形式、发生于特定场合、被赋予特定意义的仪式化活动，使它们的参加者在其中不仅受到抽象理念和原则的灌输，而且得到具体生动的气氛感染和情感体验。但仪式化活动也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内容，或者内容发生异化的情况。从《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开始，为去世同志开追悼会的制度已经沿袭多年，但人们对它的议论也屡有所闻。追悼会用什么规格、悼词用什么措辞，往往成为活着的人们之间的不和与争执的缘由。死者已经抛开的一些东西，却往往成为活人们无法自持的负担。如何让追悼会真正达到寄托哀思、团结同志的效果；更进一步说，在世俗化社会，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数居民不属于正式宗教组织的国家，如何通过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活动，满足人民的终极关怀，切实达到“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的目的，是我们今天读《为人民服务》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1] 本文是作者于2006年11月11日在合肥召开的“走向哲学：问题和体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于《知行论丛》，2006年第4期，2006年12月出版。
[2]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为《追寻智慧——冯契思想研究》（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所作的序言，题目为后加。
[3] 本文发表于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的《跨文化对话》第24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2月出版。
[4] 本文写于2002年。
[5] 本文写于2006年5月。
[6]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9年5月12日。
[7] 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观点”栏目，2003年5月28日。
[8] 本文发表于《新民晚报》第2版，2006年10月23日。
[9] 本文发表于《新民晚报》第2版，2006年10月19日。
[10] 本文主要内容以“不仅要乐于学习，而且要勇于学习”为题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9年11月10日。
[11]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论苑”版，2006年3月27日。
[12]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2005年8月6日。
[13] 本文首发于《东方网》“评论专栏”，后被收录沈开艳等著：《点击社会热门话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