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对中国共产党人终极关怀的表达，不仅是世俗的，而且是理性的。从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路来看，有关人生意义的判断非但是价值判断，而且是终极价值判断，此类判断与事实判断截然不同，因而在他们看来只能是非理性的。但从《为人民服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把“人总是要死的”这个事实判断与“但死的意义有不同”这个价值判断区分开来，同时又把两者联系起来：后者虽然不是简单地从前者推论出来的，但确实是在承认前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人并非总有一死，死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再进一步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个价值判断，又是同这样一些有关社会的事实判断相联系的：个人的幸福离不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既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牺牲”，有些牺牲则是无法避免的……正是对这些事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构成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终极价值观的合理基础。
“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价值判断。在把这个判断运用于张思德这个个案的时候，毛泽东也严格遵守理性思维的逻辑规则。“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平实易懂的话，包含了一个非常合乎规则的三段论推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是结论。
但既然是终极关怀，既然涉及价值王国，我们就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真理当做一条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的真理，在说服人们接受的时候只诉诸事实和逻辑的力量。要使人接受一条价值真理，重要的不仅是表述这种真理的命题的语义内容，而且是表述这种真理的语用形式。身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普通战士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发表一篇出自肺腑、情深意切的悼词；在悼词中远引中国古代大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言，近举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在承认“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肯定“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同时，强调“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所有这些加起来，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后，我们仍深受感动。表述“为人民服务”的这些语用活动，因此而传递出远远超越“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所能包含的丰富内容。
某一场合发生的某一活动，如果使之在类似场合重复发生，它就被制度化了，就成为一种惯例、一种传统。《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反映了1944年9月8日在延安举行的一次悼念活动，也不仅仅在于它记录了这次追悼会上宣读的一个文本的内容，而且在于它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中的、乃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人死后举行由非亲属人员一起参加的追悼会的传统。党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同志出席普通战士张思德追悼会，这件事情本身就可能成为这个重要传统的开端。但毛泽东不仅参加了这次追悼会，而且还在他的悼词中对他正在施行的这种语用活动进行了自我指涉，明确要求将其制度化，并加以推广：“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了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