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虞世南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唐太宗的治国安邦之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辞世，唐太宗感叹地说：“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12]唐太宗时有一个优秀的史家群体，他的这番话，只是表明了虞世南在他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还破例向史官们提出阅读本朝史的要求，为的是“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13]。他说的“以自警戒”、“得自修改”并非粉饰之词。贞观初年，他撰《金镜》一文，“游心前史”，探讨历代“兴亡之运”。[14]显然，唐太宗的目的，是要在统治集团中树立起一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风气。应当公正地评价，在20多年的贞观政治中，这种风气是树立起来了。贞观末年，他又撰《帝范》12篇以赐太子李治：“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他还反省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15]。这里，我们不来对“贞观之治”作具体评价，也不就唐太宗自己所说的“所缺”“深过”做具体分析，我们只是要说明：史学始终伴随着唐太宗的政治生涯，并成为他政治思想的源泉之一和政治决策的参照之一。唐太宗曾在《修晋书诏》中以赞叹的口吻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6]这句话，凝聚了他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全部认识。
刘知幾是史学批评家，他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有鲜明的职责感和突出的理性色彩。刘知幾指出：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在这里，刘知幾合乎逻辑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因有“史官不绝”，才有“竹帛长存”；因有“竹帛长存”，后人才得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由此进而辨别“贤”与“不贤”或“思齐”，或“自省”，都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史学于是发挥出了广泛的和重要的作用。“生人”（生民）和“国家”都应当重视史学的这种作用。重复地说，这个道理是从人的认识途径上说明史学为什么会对社会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讲史学的社会作用，已经把“生人”（生民）放到和“国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史学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而史学在“劝善惩恶”方面则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刘知幾还从人性的角度，指出人性“邪正有别”，有“小人之道”，有“君子之德”，而“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8]。史学能够起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作用，足以见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之重要了。其实，这种认识在唐初统治者那里已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开篇就说：“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9]又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撰写时说：“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20]。可以认为，关于史学之“惩恶劝善”“彰善瘅恶”的认识，是史学思想在唐初得到发展的特点：一是指出了如何去说明史学的社会作用，二是强调了“国家”和“生人”都应当十分重视这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