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人们的史学意识，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史学与社会关系的更加密切而不断深化。隋及盛唐时代，这种发展和深化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唐初史家把史书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并对每类史书都说明其性质、源流、著述成就[7]。从各类目录名称来看，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政治仍占有主要的分量，而民族、家族、人物、文献积累等，也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了史学内涵的丰富以及它对于社会面貌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史家们认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8]这里，一是反映了史官的职责和人们对史官的要求，二是反映了史学的极其广泛的社会作用：历史、天文、地理、人事，都在史学的视野之内；彰善，垂戒，揭示圣人治国安邦的智慧，描述朝代兴盛的风貌，都是史学社会功能的表现。
如果说，司马迁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从反映伦理（法度）的层面进一步发展到总结历史经验（自镜）的层面；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便是在这些层面上的自觉行动者，同时又进而开辟新的层面，即史学在“树之风声”方面的社会教育层面。如果说，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出了许多天才的发现的话；那么，盛唐时期的人们，就显示出了他们是站在天才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群体，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审视得更加清晰，看待得更加重要。
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两个人是应该特别予以强调的：一个是政治家唐太宗，另一个是史学家刘知幾。
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等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于贞观十年（636年）成书，他很高兴，并深刻地指出：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
唐太宗对秦始皇、隋炀帝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所持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态度是诚恳的，这从“贞观之治”的政治作风和社会面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唐太宗在对待历史经验和对待史学的重视程度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还可以从他与大臣的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证明。贞观初年，边臣李大亮“论今引古，远献直言”，婉拒唐太宗“使遣献鹰”的要求。唐太宗很是感动，送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并致书李大亮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10]唐太宗不仅重视史书的思想、功用，还重视史书的叙述和论议，可见他对于史学的关注和评价是真诚的，绝非随意说说而已。他同大臣虞世南的交往，更是反映出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