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盛誉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公元661—721年）认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27]刘知幾把史学工作大致上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书事记言”，后一个阶段是“勒成删定”，前后“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前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闻实录”，一要“博”，二要“实”；后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识通才”，一是“识”，二是“才”。按照刘知幾的思想体系，结合他关于才、学、识的理论来看，“博闻实录”可以看作是“史学”，“俊识通才”包含了“史识”和“史才”。那么，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基础呢？答曰：“博闻实录”是基础。这是因为，没有丰富的和真实的记载（所谓“书事记言”），自无从“勒成删定”，而“俊识通才”也就成了空话。当然，仅仅有了“博闻实录”，没有“俊识通才”去“勒成删定”，也就无法写成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思想精深的历史著作，无法成就史学事业。刘知幾在理论上对中国史学的总结和他所举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陈寿等实例，论证了中国史学是以求真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的。这种求真精神，从先秦史官的记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据，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细心的研究者或许会注意到，《史通·直书》篇列举了唐代以前史学上以“直书”饮誉的史家，他们是：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韦昭、崔浩、张俨、孙盛、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他们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或“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或“叙述当时”，“务在审实”等，都需要“仗气”与“犯讳”，显示了大义凛然的直书精神。刘知幾所处的唐代，也有许多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吴兢、韦述、杜佑等，在求实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说明在中国史学上求实精神是怎样贯穿下来的。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说之下，幡然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到唐玄宗时，此事已成为历史事件，吴兢（公元670—749年）与刘知幾作为史官重修《则天实录》，便直书其事。时张说已出任相职、监修国史，至史馆，见新修《则天实录》所记其事，毫无回护，因刘知幾已故，乃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认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被时人称为“当今董狐”。[128]吴兢虽面对当朝宰臣、监修国史，仍能秉笔直书与其有关的然而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当面拒绝其有悖于直书原则的要求，这若没有史学上的求真精神，没有一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是做不到的。这种董狐精神所形成的传统，尤其在历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的记述与撰写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