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角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增强，而升华。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原有的角色意识突破君臣的、伦理的藩篱而面向社会。这一变化的滥觞，当始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论孔子作《春秋》一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22]尽管《春秋》还是尊周礼，维护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但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评论历史的做法，已突破了过去史官们才具有的那种职守的规范；这就表明作为一个史家，孔子所具有的史家角色意识已不同于在他之前的那些史官们的角色意识了。
然而，史家之角色意识的发展的主要标志的真正体现者，还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司马迁很尊崇孔子、推重《春秋》，然而他著《史记》的旨趣和要求已不同于孔子作《春秋》了。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述往事，思来者”。[123]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博大胸怀是要拥抱以往的全部历史，探讨古往今来的成败兴坏之理，使后人有所思考和启迪。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境遇中完成他的不朽之作。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从面向社会到在一定意义上的面向民众。其实，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中，史家或多或少都会认识到民众的存在及其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司马光是极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认识的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124]他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知识的抉择，至少在形式上是把“生民休戚”同“国家盛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或者他认为这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家能够这样来看待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