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所采用的这些体裁，都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反映。20世纪以来，中国史书在表现形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可以被今人所借鉴。恰恰相反，当代史学所借以表现的种种形式，一般说来，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譬如，现在通行的章节形式，就是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同西方近代史书体裁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形式；近年来关于人物传记的著作多了起来，其中尤以《中国哲学家评传》《中国文学家评传》《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军事家评传》《中国教育家评传》等，在读者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评传无疑是对传统史学中的类传的继承和发展；至于对编年体的运用，更是不曾间断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学者正在探索着把古今史书体裁结合起来，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综合体，用以表现通史或断代史的演进过程极其丰富、复杂的侧面；有的学者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编旧的学案体史书。这就说明，中国传统史学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跟当今史学的发展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这种联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大小，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自觉的认识和实践的程度。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史学工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之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的情况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对传统史书体裁的批判继承，将有利于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促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获得更多的表现形式。这是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之一。
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这个史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决定的。这里，就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性了。
司马迁为自己的历史撰述制订了宏大的目标，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54]。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则是他的撰述论纲。这个目标的实现和这个论纲的具体化，使《史记》一书不仅成为空前的通史杰作，而且成为记述汉初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举例来说，《史记》一方面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演进的过程，以及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这从它的“八书”和类传中看得格外明显。《史记》的“八书”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统治者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等；类传则有循吏、儒林、酷吏、龟策日者、刺客、游侠、滑稽、货殖等，涉及社会各方面的许多人物。司马迁用他的神来之笔，活画出一幅幅社会生活的纷繁画面和各阶层代表人物的种种风貌。《史记》在内容上所具有的这种广泛的社会性，是极为突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