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史学工作者要以史学反映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变化，就必须具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正确认识，并把从时代看历史和从历史看时代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唐代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柳宗元，在史学上亦颇有建树，他的《天对》《非国语》《封建论》等，都是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和社会要求去重新认识历史的代表作品。当然，以往的这类认识还停留在非常朴素的阶段。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史学工作者从时代去认识历史的传统就发展到具有科学理论为其指导的阶段。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90]他还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91]。这些话，阐明了人们从时代看历史并从而获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认识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认为：第一，我们以“新的历史眼光”“新的历史观念”去重新观察、认识、撰写历史，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第二，“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因而人们不断重新认识历史的活动是没有止境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时代的人“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192]这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工作者的认识能力和历史见解也随着提高和发展，他们应当而且能够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这是史学家的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史学家的时代精神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表现，这就是从历史看时代，即以历史的眼光来说明时代，并从历史的宝库中提取那些为时代所需要的财富以服务于时代，推动时代的前进。这是史学工作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中国古代哲人有许多重视以古观今的真知灼见，如荀子所说：“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言论，更是无代不有，如司马光说：“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等，都反映出我国史学家十分重视从历史看时代的这种时代精神。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当然要超出前人而达到科学的和更自觉的程度。首先，从历史看时代，是人们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来认识人类社会所必需的。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93]这种认识，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人类社会历史从而对社会现实的种种误解和歪曲。其次，从历史看时代，是人们透彻地洞察现实、有效地改造现实和科学地预见未来所必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是伟大的表率。他对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理解、透彻的洞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深知法国的历史。总之，不论在认识上，还是从实践上，人们都应当十分重视从历史看时代；舍此，史学也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