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研究人类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因此，史学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具有时代的品格。
一、史学和时代
讨论史学和时代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做些历史考察。按照李大钊的说法，从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语言来看，“‘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所记的动机不会相同，但它都“是现实发生的各个情形的记述”[187]。这种“纪录的历史”，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书，不论从内容来看，抑或从史学家记述的动机来看，都是现实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史学家们所记的动机各有侧重，如道德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等，但这不过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不同方面的表现罢了。此外，根据王国维的考察，在中国，“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史”“吏”“事”三者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88]。这说明，史职按其本义就与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史学和现实的这种关系，必然赋予史学以时代的品格。是否可以认为：史学家和史著，只要达到了某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能够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有新的探索，从而使史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那么，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十分清楚的。
从达到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来看。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要求，著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正史”之冠冕，显示了封建社会初期史学家总结以往全部历史的胆识和才力。隋唐皇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唐初所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及《晋书》《南史》《北史》等八史，不再全盘承袭前代史书中存在的民族歧视的陈旧观念，反映了政治统一局面下“混一戎夏”“天下一家”的时代精神。司马光撰成“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其所记史事的评论，说明史学家对于政治上的兴亡成败的认识已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这都是史学家从认识历史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从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来看。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史学家敢于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竭精覃思，撰成鸿篇巨制。这样的著作是历史变动的记录，也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以谋取长治久安之策，是当时统治集团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陆贾、贾山、贾谊等人都对此有所建树。司马迁的《史记》，着重点也在于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唐人所撰的《隋书》《贞观政要》等，在总结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安史之乱后，唐代中衰，杜佑不回避现实，公然宣称他撰《通典》的宗旨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宋、辽、西夏、金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南宋史学家纷纷撰述当代史，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近代，救亡图存的史学思潮的兴起，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及魏源把撰述史书看作为对付外国侵略者而作，更反映了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脉搏丝丝相扣，息息相关。近百年来，史学成为革新、变法以至革命的有力的舆论之一，这是人们所熟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