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同社会实践的结合而产生积极的作用，通常表现为历史知识的运用和历史观点对于社会实践的影响。这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方面是对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的分析、解决产生作用，如上文所举秦朝政治体制的确定和西汉都城的选择，是属于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一般问题即带有普遍性问题的分析、解决产生作用，如上文所引商鞅说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就是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总结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了。历史意识同社会实践的结合还有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45]这里说的“德”，应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它应包含知识、智慧方面的因素，但品德仍应是其基本的内容。从个人品德修养来说，明是非、别善恶，是基本的要求；从社会道德的培育来说，这就是后来史学家说的“树之风声”。随着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知识的积累，“前言往行”也越来越具有丰富的内容，历史教育的范围更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书在后面还要作专门阐述。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考察这一问题的时候，会极其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人应具有怎样的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要对前人的历史意识有所了解，有所认识，这不应只是外国学者所关心、所研究的问题，这首先应是中国人所关心、所研究的问题，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其次，要以当代的认识水平、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历史首先是中国历史做进一步研究，提出更多新的、科学的认识，这是当代中国人在历史意识上得以超越前人的前提。
最后，要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估量我们的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任务，增强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
[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10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译本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ⅹⅲ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作者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ⅹⅵ页。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作者序，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5] 郭沫若认为，商代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当有更早的文字存在。近些年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也有提出寻找夏代文字和炎黄时代古文字的认识。这些判断和认识，尚有待于更多的新发现和艰苦的研究加以证实。
[6]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7]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9～450页。
[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9] 参见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10] 参见茅盾：《神话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11]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9页。
[12]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王先慎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39页。班固等：《白虎通》卷二“号”，陈立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