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并不是史学家所独擅的。在文明时代，史官、史家或因其职责的专长，或因其有崇高的使命感与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以及在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培育起更高层次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在他们的著作和言论中反映出来，便转化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这是史学家对于社会的特殊贡献。人是在社会实践中生活、生存和繁衍的，社会实践对于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看，人们的历史意识只有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时，才会由精神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从而获得更大的价值。因此，历史意识同社会实践的结合，也就不只是史学家的任务，而是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一切拥有历史知识的社会成员的共同任务。前引《尚书·盘庚》中盘庚关于为什么迁殷的谈话，可以认为是这方面较早的一个实例。盘庚迁殷自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在说明这一重大决策时，历史意识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商鞅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发生在秦国孝公时的一个重大的决策。这个决策是经过激烈的辩论才确定下来的，史载：秦孝公任用了卫国人商鞅（原称卫鞅），商鞅主张变法，孝公有些犹豫，于是同商鞅、甘龙、杜挚等讨论是否变法之事。商鞅同甘龙、杜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卫鞅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
经过辩论，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41]。商鞅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从上述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商鞅用以支持自己主张“变法”“反古”，反对“缘法”“法古”“循礼”的一个重要根据，是他对历史的解释，即“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是说的夏、商、周至春秋时期的王、侯，都不是实行完全相同的“礼”“法”而统治天下或称霸诸侯的；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就是对这一根据的理论概括。
尊重历史而又不为历史所拘，并从历史的启示中获得指导社会实践的智慧，这就是人们的历史意识同人们的社会实践结合的真谛。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来商鞅本人虽遭车裂而死的悲剧，而秦国的历史却演出了成功的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