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史书也有很高的要求，有评论史书的丰富言论和思想遗产。如果把人们对有关史书的评论文字汇辑起来，足以编成一部部大书，我们见到的《历代名家评史记》[13]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书。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人们从各个方面对史书提出的要求。就具体的评论来说，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的评论，在反映人们对史书的要求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段言论。班固这样写道：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4]
这一段论评至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对《史记》所根据的文献、所记史事的时限、作者知识的广博和作史的勤奋的评价；这些评价，较多地反映了班氏父子对《史记》及其作者的自然情况的描述。第二，是对《史记》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阐说“大道”（这里是指人们对社会认识的根本性道理）的价值取向、评价历史人物的审美情趣的否定。以上两层意思集中地表明了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第三层意思，是转述了刘向、扬雄等著名学者对《史记》的评论，而涉及作者的鉴识、史文和史书所记的史实，实则包含着评价史书的标准即人们对史书的要求。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可取之处不多，但他们对《史记》自然情况的概括，提出了从史书看待事物的是非标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来判断史书的价值，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史书要求的若干侧面，还是具有启发思想的作用的。
人们对史书的要求，还反映在对一些普遍性原则的提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和刘知幾的《史通》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它们都强调直书、褒贬和文辞，而后者还突出地强调体裁和体例。宋代史学批评家吴缜提出了明确的史学批评的标准，更加集中反映了人们对史书的要求。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5]
这一段话，说明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在史书中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什么是“事实”？吴缜给它做了这样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就是“事实”，即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吴缜所说的“事实”，既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史家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所写的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于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是否得益于刘知幾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即“史家三长”的启发，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根据而作明确的判断，但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是很清楚的。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在理论范畴上，“史家三长”论比事实、褒贬、文采的内涵要丰富得多；而在概念的界定上，吴缜所论比起刘知幾所论要明确得多。吴缜还认为，“事实”之所以重要，不仅可以从它自身来说明，还可以从史家的“为史之意”来说明。史家“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果“事实未明”，不仅“失为史之意"即丢掉了作史的根本，而且褒贬和文采也因失去依托而变得毫无意义了。总结吴缜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如下认识：人们对于史书提出的要求，首先看它是否“事得其实”，其次看它褒贬当否、史文优劣。吴缜的论点也是针对具体的史书提出来的，但他把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普遍性原则上来看待，因而具有了理论上的广泛意义。
上文讲到人们重视史家修养时，是强调史识的重要；这里讲人们重视对史书的要求时，是强调事实的重要。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呢？回答是否定的。从表面上看，吴缜说的“事实”，当属于刘知幾才学识论中史学的范畴，好像同史家修养论重视史识不相一致。从实质上看，章学诚一方面强调史识的重要，另一方面提出以“心术”——“史德”来补充和提高史识的内涵与要求，把“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史家主观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历史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终归还是落脚到“事得其实”上。可见，不论是关于史家修养，还是关于史书要求，真实地记载历史、反映历史，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书是史家即史学主体反映客观历史的社会表现形态；人们为了从史学中获得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不仅对史家修养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同时也对史书撰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们自觉地提出这些标准和要求，都是为了“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即通过史学达到对历史的合理认识的目的。
人们通过史学能够获得哪些关于历史的重要认识呢？
